編者按：如同有井水處必有柳詞，有華人處則必有金庸小說、鄧麗君，以及粵語歌。儘管今日粵語流行曲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但即便如此，不管走到中國的哪一個角落，依然會聽見那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的“時代曲”。我們請填詞人、評詞人來談論用粵語寫歌、唱歌的故事和情懷，看看它從唱遍華人世界的黃金時代，到獨立音樂異軍突起的多元今日，瞭解它獨重歌詞的文化，也試圖審視粵語不僅作為一種方言的生命力。本報記者 張潤芝
賈樟柯電影《月台》裡，汾陽的年輕人，失戀喝醉了，嘴裡唱“成，成，成吉思汗”。那是上世紀80年代的山西小城，他們用不地道的粵語唱着林子祥的《成吉思汗》。
粵語是方言，卻以流行歌曲的形式一度影響到整個中國，即便現在已不復當年勇勢，只要是聽流行歌的人，多多少少都能哼上一兩句經典的粵語歌。香港詞評人黃志華說：“不管日後的粵語歌命運會如何，這幾十年來的粵語歌，已是中文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國人文化記憶的一部分，沒法能割捨得出來的。”
粵語方言本身用詞古雅，在聲調上保留了粵音九聲，被認為是保有古代漢語“中古音”的一支。粵語天然地在遣詞造句上精緻婉轉、語法上則前置後續，這些都成為它獨特的語言魅力。
粵語歌的研究者都將粵語流行曲的源頭歸為粵曲中的小曲。粵曲留給了粵語歌優雅、嚴謹的文言傳統，“莫歎失意百感生，難求遂寸心”，從《啼笑因緣》開始，粵語歌就一直給人這樣哀婉流轉、古意絲絲的感覺。另一方面，許冠傑兄弟則開了粵語歌親民、草根、本土化的先河，用地道的粵語口語填詞，被稱為“鬼馬歌”，內容幽默，描寫內容則是市民大眾的經歷和感受。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朱耀偉在《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一書中，將粵語流行曲的發端概括為電視文化的興起、影視歌曲被廣為傳唱。在這其中，黃霑、鄭國江、盧國霑一方面以自身優異的文學素養借影視劇東風寫出動人作品，同時也漸漸摒棄傳統的“粵曲風格”，將歌詞寫得更貼近現代人的生活。黃霑給影視作品寫歌，家國夢想、大俠情懷、人生詠歎都在其中，大氣磅礴而文字雋永。從粵語流行歌真正誕生開始，它就包含着粵語的文字傳統、語言美感，承載着文人情懷，以及濃重的本土特色，暗示着更廣闊的發展可能，粵語流行音樂獨有的歌詞美學，就在這樣的基礎上誕生，研究者眾。
全世界的流行歌曲裡，販賣情情愛愛和商業化處理的偽痛苦都是大主流。但是在粵語的情歌裡，鋼琴曲、童話、漫畫、小說、電玩、禪宗，種種主題都能被幻化成愛情故事，情歌被玩味出感情的千姿百態，最終慢慢歸因到人生的氣象萬千中來。
林夕寫《Shall We Talk》，看似情侶溝通問題，實則是整個電子時代的溝通障礙，“若沉默是金，亂談什麼戀愛，寧願在發聲機器面前笑着忙”。《水月鏡花》講失戀，通篇都是人生玄機，“無常才是真燦爛，動人在變幻”。黃偉文寫《囍帖街》，歌名暗合香港保護舊街舊建築的“保育運動”，內容討論的也是舊事物和新時代：“街磚不會拒絕磨蝕，窗花不可幽禁落霞。”可作情歌解，可作時事主題理解，可作人生解，或者直接出《紅樓夢》式的感歎，主題的多義可見一斑。
黃耀明曾經說：“其實我和人山人海，一直都更關注音樂上有趣的點子—大家都太看重文字，很多人會研究林夕和黃偉文的歌詞，但從來沒有人會說這首歌的編排把音樂帶到一個新的領域。”也是這種“歌詞文化現象”的寫照。
粵語歌詞人對於現實的關照，也許也是流行歌曲裡獨一無二的現象。寫於1988年的《大地》關心整個國家命運的走向：“在那些開放的路上，踏碎過多少理想，在那張高掛的面上，被引證了幾多千秋不變的日月。”1991年的《皇后大道東》裡彷徨“97”之後的生活：“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
關心現實，周博賢是箇中翹楚。港內衝突在網上被討論得激烈，去年他製作的謝安琪專輯中已有先見之明地提出新移民的問題。《清潔皇后》寫一個清潔女工的生活：“操鄉音會被視做外星的怪獸”、“每晚與幼女配偶困在六十呎滯留，有螞蟻有惡臭有眼淚汗液臉上流。”《浮雲》裡心酸地描述內地新移民母親背井離鄉的故事：“於于故鄉張看遠方城鎮/樹蔭下她聽說都市更多新的養分/帶着行李抱着兒子/朝着幸福新世界尋人生。”
最近幾年，各地音樂節遍地開花，小眾、文藝、獨立，崇尚這些的年輕人都找到了隊伍一般。奇怪的是，這其中不但有民謠、有搖滾，粵語歌也成了一支力量。人山人海、at17、林一峰、my little airport，每個音樂節上都有其中一二出現，這些獨立音樂團體相互也有合作，多是創作演唱多面手，為粵語歌塑造了全新的形象。
林一峰自稱“城市旅人”、“音樂旅人”，自己作詞也作曲連帶唱歌，寫細緻入微的生活唱過《我和泡面》，寫童年回憶有《雪糕車》，調侃生死時無厘頭地說：“死you死me，死只得一次。”my little airport似乎一出道就是“小清新”：第一張專輯叫《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但是歌曲裡卻離不開暗戀和自殺，歌詞灰暗劍走偏鋒，曲調清新可人朗朗上口，還不乏討論社會不公、指責政府的內容，甜美而外鋒利其中。
內地市場日益重要，粵語歌也不復當年席捲全國的態勢，有人懷疑粵語歌是否式微。粵語歌研究者梁偉詩則認為這也許是另一個機會：“粵語歌的確是量少了，但品質上升了。一是因為寫得好的才能留下來；二是既然填詞賺不了錢，詞人乾脆不寫K歌，寫社會的情感的，創作空間反而變得更加寬闊。”
林夕：寫粵語歌比較少限制林夕近年頻頻出書，最近的一本是《知情識趣》，他堅持寫專欄、寫詩、寫歌詞，讀書看報，細水長流。痛苦的情歌寫多了，他熟練地引用內地的網路語言：“我現在傷得起。”
時代週報：你近幾年的歌好像比較多關於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
林夕：在量和方向上面已經寫到某一個程度，就會不滿意或者不甘心於重複一些做過的東西，這也是很悶的。我是比較怕悶的人。寫作方面有變化也很自然，一般人會跟着自己的成長過程寫，就會比較傾向于人生方面大一點的題目。
時代週報：黃耀明說過很多人會研究你的歌詞，但從來沒有人關心音樂上的創意，好像你的詞會喧賓奪主？
林夕：他這樣說也有他的道理。的確在流行曲來說，一般人可能首先會注意歌詞，然後才到旋律。看網上關於歌的討論，就知道很多人可以對歌詞有意見，但是關於編曲怎麼跟題材契合，很少人有專業的知識去評論，常人的直覺只能說旋律好聽不好聽。因為每個人都懂文識字，可以對歌詞指指點點，除非專業，否則對音樂就很難發表意見。所以一般人會把焦點放在歌詞上也無可厚非。黃耀明他唱的是歌詞意思，（喧賓奪主）是他命定的，作為一個寫歌詞的人，我對他的觀察覺得開心。
時代週報：你好像沒有很多像周博賢那樣把社會問題都寫到歌裡去的嘗試？
林夕：其實我有把社會問題寫到歌裡探索，如果不是主打歌的話就不太醒目，不是每首歌詞都留意的人就沒有發現。
話題太社會性的歌曲有歌手合不合的問題，周博賢自己開案子的，可以自己做主，謝安琪適合這種題材，所以周博賢比較多機會寫這種歌。另外周博賢是比較直接寫社會性題材的，我的歌其實也有很重的社會性，但是寫社會性不一定要以某某事件作主題。謝安琪有一首《你們的幸福》也是社會性題材，雖然它是說到你們的幸福怎樣怎樣。因為某一種對幸福、家庭、生活的觀念，或者是自己覺得怎樣是幸福，也有關社會性，其實是社會的價值觀在哪裡，決定幸福觀會怎樣，這也是很社會性的歌詞。某一些情歌你不能把它和社會性切割開來，很難切割。
還有些歌太有社會性了，到一個程度就禁了，那我也沒轍，像《六月飛霜》超越了社會性，是共同的一個大命題。
時代週報：你會看網上歌迷對你歌詞的分析嗎？有些分析出了十幾種意思。
林夕：我覺得需要尊重讀者的看法，但是我會避免看太多分析，否則他們的回饋會影響我。我會看一下，表示尊重聽眾和讀者。我不可能完全天馬行空去亂寫，評價也不會成為我的限制，考慮到歌詞的反應就去修改一下，也未免太沒有性格了。如果說歌詞有一百種解讀或者一百種看法，也沒關係，也是很開心的，證明我的歌詞可以提供很多演繹的角度。
時代週報：你怎麼看待商業需求與自己表達的平衡？例如《北京歡迎你》這種訂製歌曲，但是出來我們還挺愛聽的。
林夕：這種訂製沒有很多。本身我是一個知情識趣的人，我會體諒他們有商業上的要求和考慮。如果他們的要求跟我的個性非常不合的時候，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委屈感，特別是有時候我用了一些我以為很多人都會懂的字眼跟想法，而他作為一個可以操控我歌詞命運的人不懂，我就會覺得一個半文盲半腦殘的人來決定我寫作方向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我會不會屈服呢？現在的我不會那麼容易投降了吧。不是說現在的我多了不投降的資格，那永遠都在，是現在繼續寫下去的意願只是喜歡寫嘛，就不太在乎得罪人。
時代週報：有歌迷覺得你的粵語歌會深刻點？
林夕：粵語歌比較少限制，寫國語歌製作人都限制得牢牢的。這是行業習慣，國語歌的話製作人會有很嚴格的規劃。粵語歌隨我寫嘛。王菲很多沒有限制的國語歌我寫得比較揮灑一點，因為沒有限制。
流行曲中的社會意識莊彗彗
2012年元旦，當叫好不叫座的電視劇《天與地》播完大結局，字幕卷畢，我的手機悄悄換上了新的鈴聲，接着播放電視劇的片尾曲《年少無知》（黃貫中作曲，林若寧填詞），追尋搖滾的餘韻，緬懷劇中那場不可能的搖滾音樂會裡對愛與自由傾城的堅持。
劇中那隊中年高唱：
如果 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 你我踏出的每步無用困惑/如果 活着能坦白/舊日所相信價值 今天發現還未老/如果 命運能演習/現實中不致接納 一生每步殘酷抉擇
在“人吃人”的制度中，三個非職業歌手粗獷的樂聲呼召少年的理想，隱然對抗着社會的逼迫，彷彿提示着，香港流行曲中從來不只情愛，也盛載對信念的追求─縱使那未必成為主流。
流行曲也關注社會《年少無知》當然不是香港第一首盛了社會意識的流行曲。例如周博賢筆下，便以關懷弱勢社群的社會觸覺而見稱。
“之前其實也有與社會題材相關的流行歌，但後來為何少了？身為樂迷，不如自己創作可以引起共鳴的歌，我是這樣的出發點。不一定要填補歷史空白，只是創作自己喜歡的歌，亦相信其他人都會滿足。”
音樂監製與填詞人，是周博賢今天為人熟悉的身份；但他最初為人認識，卻是作為“知識份子歌手”謝安琪的伯樂。他倆一起創作了不少以社會時事為題材的流行歌。
2008年，謝安琪以《囍帖街》一歌竄紅並獲多個大獎。這首以“保育”為主題的流行曲，在名填詞人黃偉文筆下，描述了香港灣仔一道平民小街利東街，滿街印刷囍帖的小店生意興盛，但面對以“巿區重建”為由的清拆，住在這裡的女主角只有低唱無常的哀歌：
就似這一區 曾經稱得上 美滿甲天下/但霎眼 全街的單位 快要住滿烏鴉
《囍帖街》出台，成為主流樂壇對保育抗爭的難得回應─報紙娛樂版也不屑一顧的主題，卻在刻畫新聞版背後的情感，文化人為之歡呼稱善。
不過，回顧歷史，2008年當然不是“社會性流行曲”元年，《囍帖街》也不是時事入歌的第一首。
“如果要我將成長階段中一些聽過的歌，叫做‘啟發作’的話，許冠傑的《半斤八兩》、《制水歌》，達明一派的《十個救火的少年》、《忘記他是她》、《禁色》、《馬路天使》等，當然都是。”42歲的周博賢隨口數着少年時難忘的音樂。
90年代K歌的三大特色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上揚，社會看似一片欣欣向榮，本土的文化主體、特別是流行文化也萌芽茁壯，免費電視台成立擴大了流行音樂的傳播；然而社會貧富差距亦日益擴大，中產階級出現的同時，貧窮問題亦日漸尖銳。1976年，讓香港大學畢業的精英許冠傑攀上第一個事業高峰的《半斤八兩》，由他自己包辦了曲詞，以草根角度唱出小市民為生活拼搏時的辛酸與氣結：
我哋呢班打工仔（我們這群打工仔）/通街走糴直頭系壞腸胃（到處奔波簡直是折磨腸胃）/揾嗰些少到月底點夠使（賺那麼少怎麼熬到月底）/確系認真濕滯（實在是很糟糕）
鬼馬生動的唱腔、淺白俚俗的歌詞，更重要的是社會基層的視角，唱出草根的樂與怒，直白地宣洩小市民被資本壓榨的情緒。雖然曾有論者批評許冠傑的詞鬼馬有餘，但意識不足，媚俗地以“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的宿命論作結，麻痹聽眾，牢固了不公義的制度問題，並非真正的社會關懷。然而以傳播效應而言，《半斤八兩》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為人熟悉、甚至是描述勞資關係失衡景況時的代表作，這便不能不肯定許對粵語流行曲的貢獻。
許冠傑的事業高峰，橫跨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同樣，這也是香港流行曲的盛世，正如周博賢所言，行業進入黃金時期，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上升，“創作人供不應求，也有很大一部分改編自外國歌，例如張國榮的《Monica》，帶給創作人刺激，令行業生態更健康、更多元化”。
但踏入90年代，其中一個影響流行曲的重要因素是卡拉OK的出現。“消費形式改變，行業都開始轉變，流行曲由‘聽’變成‘唱’，好聽與否取決於是否好唱，樂迷唱的時候能否得到滿足感，於是K歌有三大功能，即：技巧上要有難度挑戰，要在朋友中逞威風，以及有情緒發洩，所以歌詞要有共鳴。”周博賢指創作人要因應流行音樂市場上K歌主導的變化，旋律於是都要有高有低、副歌位置特別要在高音位元流連，以服務第一、二個功能要求；“題材上創作角度要多人共鳴，於是就多情愛題材，因為年輕人情感都好顛簸。”
流行曲市場走向K歌，加上80年代末90年代中，香港商業電臺兩次推出專播中文歌或原創歌的行動，進一步窄化原來多元的音樂種類。“聽歌的角度走下坡，直到今日都好像植物人一樣。”周博賢指，流行曲生態向來市場主導：“不過不同年代不同因素會產生不同效果：過去改編歌多是因為市場對流行曲求過於供，同樣市場主導，到了90年代，K歌的市場因素反而變得令音樂發展不再光輝。”
新一代“非情歌運動”也是因為情歌當道，周博賢有感於如今缺乏他推崇的歌，認為應有同道的樂迷對社會意識的歌曲“渴市”而創作。他筆下社會性題材豐富，眼界也開闊，《菲情歌》說外籍女傭日以繼夜地每天辛勞，假日剩下的只有異鄉漂泊的孤單：
丁方的空間給我來休憩 禁閉寄居極無味/同屋的都溝通不到像空氣 每一天堆積過怨氣/皇后像成為良伴開解心理
而寫給李克勤的《挨風科》，緊緊將消費者追求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與生產線上付出血汗勞動的工人境遇扣連：
在華麗鋁框暗黑機身的背後/是數十萬計人力在生產線合奏/重複裝嶔全日不休/從不可接受有錯漏/玩意裡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其實上世紀80年代中，詞人盧國霑已經發起“非情歌運動”，企圖抗禦情歌氾濫的力量。而那年頭的一些樂隊也不斷創作具有社會內涵的歌曲，例如填詞人潘源良就曾為達明一派寫過不少非情歌，筆法多變，或絢爛綺麗，如1988年的《今天應該很高興》：
永達共大傑唱詩 歌聲多醉甜/秀麗伴在樂敏肩 溫馨的臉/多麼多麼的高興 多麼多麼的溫暖/快樂人共並肩
寫的卻是移民潮下親友離散各地，聖誕也無法相聚的孤獨悲情；又或巧妙諷刺，如《十個救火的少年》，不但以倒數的方式，一個一個地層層遞減，解說少年離開救火隊的原因，例如：
尚有共四個穩健成員/又有個願說卻不肯向前/在理論裡 沒法滅火跟煙
筆法奇巧，也狠狠地批評了旁觀者只嚼嘴皮子而不肯行動。
達明一派以外，不能不提的是Beyond，維基百科不但以“於1983年成立的香港殿堂級搖滾樂隊”來形容這已於2005年解散的樂隊，甚至《天與地》的樂隊也被認為是以Beyond為藍本。如今，香港社會運動中仍常高唱他們的《海闊天空》等代表作，甚至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某商業廣告中，也能聽見《海闊天空》熟悉的歌聲。
回應大時代，從來都有歌。今日，周博賢謙遜地說：“這個年代題材簡直撲面而來，困難只在於怎樣將題材表達出來。我不敢奢望我的歌詞有很大的威力，推動人去投入改變社會，起碼能令人想想它的主題就夠了。”
“廣東歌對抗性強，通常說嶺南文化‘邊緣反撲中原’的特性，這是否與流行曲一致？我覺得只是‘客觀的巧合’而已。”周博賢延伸這個話題。
近年不斷傳出廣東的廣播電台、電視台要增播普通話節目時段，引發了“撐粵語”行動，街頭，年輕人高唱的，正有上述的《海闊天空》、《半斤八兩》等歌曲，這次，香港流行曲扮演的更是界定政治文化身份的角色。
無論如何，流行曲不只是集體回憶的載體。此刻，香港大學的學生正發起“十首最愛廣東歌投選活動”，號稱“我們不代表任何電台、媒體、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我們代表的……就只是千禧年代的港大學生”！90後所選，上個時代的我們只好拭目以待。
周耀輝：粵語歌的文字空間填詞人周耀輝被稱為“游走於主流與非主流之間”，敢於挑戰另類偏鋒題材，寫的好像是情歌，含義又似乎更豐富，對他來說，寫粵語歌有限制，但是多了文字的空間。
時代週報：你寫粵語歌和國語歌有什麼不同？
周耀輝：廣東歌詞需要“啱音”（也寫作“協音”），對我來說，既有書寫的限制，卻又多了文字的空間。（注：粵語是多聲調語言，共有九聲六調，填詞需要把字詞的實際發音與歌曲旋律的高低音相配。）因為“啱音”，往往難以寫出散文式的句子，反過來，也較易寫出近詩的感覺。不過，我總覺得不必把國語歌和廣東歌詞比較得那麼絕對。
時代週報：很多人都說這幾年中文流行音樂的原創力量有退步，你覺得這裡面包括粵語歌嗎？
周耀輝：是嗎？我倒沒有聽過。如果單以粵語歌詞來說，我其實覺得這些年進步了，或者風格、題材、歌詞都越來越多了。當然，也許這是我的偏見，畢竟我是局內人。香港有at17、林一峰、人山人海，很多人覺得獨立音樂的生態好像不錯，我覺得最好更多。
時代週報：你近幾年最滿意的詞作是什麼？
周耀輝：我不喜歡選擇，只能說，我交給世界的文字，都是我的。寫詞對我來說，一是樂趣，二是權力。不過跟歌迷交流的時候，有人說，盧巧音的《佛洛德愛上林夕》是說夢遺的，印象很深刻，覺得很有趣。
梁偉詩：粵語歌是一種認同感梁偉詩在香港浸會大學讀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之後又在英國做文化研究。因為覺得粵語的流行歌詞是影響力很大的一個媒體，她加入朱耀偉的工作，一同研究粵語流行歌詞，著有《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時代週報：聽粵語歌的人好像會放很多精力在歌詞的研究和品鑒上，甚至有時候忽略了音樂的創意，為什麼？
梁偉詩：廣東語言區，廣東人被訓練得對語言非常敏感的，特別是在香港這個地方，潮州話、英語，很多語言都mix在一起，對語言的敏感度非常高，我覺得是這個方言區的問題。
時代週報：你覺得粵語歌的詞人有沒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梁偉詩：不同的創作人當然會有不同的風格。我覺得他們的共同點是比較喜歡創新，而且是比較本土的，跟社會結合非常緊密，任何事情出來馬上有歌詞出來。去年十月香港中環有佔領中環的運動，我今年一月份已經收到詞人發給我的新歌叫《佔領》，歌頌佔領中環的人，或者全世界佔領運動的推動者。歌詞創作人回應社會的問題，普羅大眾未必百分之百地接受，但是他有想法我覺得就很不容易。
前年網上有一個犀利哥，馬上出來一首《乞丐王子》，事件的一兩個月之內就有回應，香港流行音樂除了回應香港本土的東西，還回應我們能接觸到外界的所有的命題，這是粵語流行歌詞非常有活力的地方。
時代週報：方言和音樂的結合，在中國其他地方只有戲曲，但粵語放在流行歌裡很成功？
梁偉詩：第一跟香港特殊地位有關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多香港、廣東以外的地區，覺得聽粵語歌很洋派，粵語歌和香港密不可分，而香港在早期扮演了一個比較先進的角色。第二，粵語流行音樂也不是憑空爆出來的，它跟粵語小調有密切的關係，有些很文雅的東西從這裡來。發展成流行歌曲以後結合香港文化，到了許冠傑身上就有兩條線，一種是批判現實的，《半斤八兩》這些。另一條線就是《雙星情歌》那樣的抒情、文雅的。可能是機緣巧合吧，有一些人冒出來，讓整個粵語音樂的勢頭改變，有了流行歌。
原載於《時代周報》（2012.03.21）：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1/1229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