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

《敢觀舞台》──審判榮念曾—— 「實驗實驗展:榮念曾創作50年」與《審判2021》 (2021.12.25)

 

十一月中,「香港文化教父」榮念曾的創作回顧展「實驗實驗展:榮念曾創作50年」,於沙田文化博物館隆重開幕。坐上榮念曾創作時光機,有「花牌秘密花園」的四字詞花牌列陣(曾在華盛頓展出)和巨型「天天」佇立迎賓的展覽廳展示不向面向創作——漫畫中的平面「天天」、被塗鴉發揮創意的立體小「天天」、四字成語的電子卡片牆,到Video Square和儼如巨石陣的錄像圈(曾在柏林展出)——在在從劇場創作、藝術教育、文化政策倡議,到深厚文化網絡人物組成的創意圈子,具像概括榮念曾在各個文化面向、領域的藝術前瞻性與超前意識。

      

展覽開幕後沒幾天,《審判2021》就在文化中心劇場公演。《審判2021》是《榮念曾進念實驗劇場文獻庫——影像重構系列》的最新重構作品。「榮念曾進念實驗劇場文獻庫」編輯整理榮念曾自1978年以來的實驗劇場,由許敖山、胡海瀚將榮氏1994年的經典作品《審判卡夫卡之拍案驚奇》解構重組而成《審判2021》,聲影中尋找、閱讀、回應、解構、論述,乃至審判。《審判2021》在漫長時間軸中理順榮氏劇場脈絡,抽繹出其舞台展演形式和內容,包括流水賬呈現其文化評議的千字文、《挑滑車》般的laptop型舞台。我們彷彿重臨《佛洛依德尋找中國情與事》、《西遊荒山淚》、《舞台姊妹》和《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現場,最後許敖山唱南音,更點出榮念曾近年聚焦於中國表演藝術形式與香港本土在文化上的血肉相連。密集體驗榮氏「Less is more」的藝術理念和實踐,縱然一切似是精華遊/hightlight,好些說法與表演形式在過去的歲月裡早已耳熟能詳;然而,從1982年進念創團到兆基創意書院藝術教育實踐,赫然令人從榮氏的「以簡馭繁」思維中,想起世紀初德國包浩斯美學和包浩斯主義(Bauhaus style)。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業革命之初,德國包浩斯美學針對工業革命後批量生產下、流水線上的工具化、碎片化生活,想要(從藝術開始)重新尋回一種完整性。包浩斯學校(1919-1933)的出現,正正希望能培養出新人類,長遠有益於未來的新社會發展。它實驗着一種嶄新的、帶有民主精神色彩的教學方式,打破藝術、工匠傳統與科技的區隔,基礎課程中有「形式大師」。「形式大師」教導學生如何認知人類現實感官中,最基本審美形式和概念,從而訓練出一雙雙敏銳的眼睛,對世界有一套自己的觀察方式,然後才透過自己的藝術手段把它表達或創作出來。另一方面又有「工藝大師」。「工藝大師」多是經驗手工匠人,藝術上都有獨到的本領,如陶瓷、雕刻等。簡單來講,就是「形式大師」會講授視覺藝術中最本質的構成,如圓、方、三角、紅、黃、藍,令人知道基礎的線條組成和色彩元素,給受眾帶來什麼感官或心理衝擊。基本概念搞清楚,就有可能創造長足發展的藝術成果。包浩斯着重分析世界的構成,能夠在極其理性的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審美觀念,透過抽像的結構把繁複的外在世界,用簡單的美表達出來。然後才是專研不同藝術形式的「工藝大師」工作坊,學生需要將「形式大師」所講的WAYS OF SEEING,把藝術理念放入具體的創作。由此路進,學生將具備藝術家的眼光、思維和創造力,還有手工匠人的技巧、對材質的敏感等等,真正結合藝術和工藝。這種崇尚理性和專業的審美眼光的展演,恰恰在榮念曾的文化藝術生命中不斷閃現。 

 榮念曾一直以不同形式「表述」文化視野(發起「亞洲藝術網絡」及「城市文化交流會議」等)、美學革命和藝術成果。大至在八十年代伊始把「劇場」概念帶來香港,小至在「創意操場──榮念曾實驗劇場秘笈:青年劇場教育課程」中,講授「身體、聲音、空間、科技、符號、結構」的「六個劇場關鍵詞」(身體性別可以跨越行當、聲音與科技涉及多媒體的參與、符號與文字語言的密切關係、結構直接影響整個表演設計的格式和基盤)…。榮念曾回顧展和《審判2021》中,完全可以體現這一切一切的藝術理想和人文願景。而這許多,最終指向的都是藝術家的素質、文化人的素質,甚至是人的素質。

 
原載於《文匯報》文化版。

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

《敢觀舞台》──再遇紫玉——《紫玉成煙》的舊恨新愁 (2021.10.23)

  

2018年香港舞蹈團的《紫玉成煙》記憶猶新。還沒有必須保持觀賞距離的想當年,在魚骨形舞台天橋底,仰望小玉勇闖無物之陣,紅棍子都彷彿在我頭頂上呼嘯而過;紫綬袍橫空出世、伸手可及,不禁為高門女眷的「正名」行動心頭一震。魚骨狀天橋四通八達,坐在古色古香的方形小櫈子,近距離感受古代戲棚看戲和「生於天橋底」般的時裝精朝聖體驗。三年前的「舞蹈劇場X簡約粤劇」《紫玉成煙》絕對是驚喜,家傳戶傳的粤劇唱辭與揉合中國傳統舞蹈與現代舞的表演形式,CATWALK狀的天橋自是神來之筆,沿襲2016年香港舞蹈團《紅樓·夢三闋》的空間設定,進一步創建觀賞《紫釵記》的另類時空——堂座儼如旁觀者置身戲劇所述故事之中,樓座則是局外人冷眼旁觀——距離,規範了觀賞《紫玉成煙》的高度和角度、主觀與客觀、投入與抽離,決定了旁觀者、局外人對《紫釵記》的全新感受。 

物換星移,2021年再遇《紫玉成煙》已然轉換了座位和心境,魚骨形天橋變身十字架形天橋,八段觀眾群也聚合成四段。今回坐到樓座上,充當橋上人看風景。坐在天橋底就像置身瓦舍勾欄,樓座則是橋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看盡人間浮華。《紫玉成煙》甫開場,「主演」小玉、李益的潘翎娟、李涵登場亮相,粵劇時空的小玉、李益即李沛妍、洪海,在天橋兩端閃現。小玉們的紅絲巾群舞象徵小玉十郎的拾帕相遇,紅絲巾往上空拋擲,小玉們臉龐迎上,可惜不斷努力不斷失敗。我彷彿看見《穆勒咖啡館》(Café Müller) 不停被推跌的椅子,和《呼吸》(Nefes)中舞蹈員身上一直掉落又塗上的泡沫。紅絲巾披面彷彿又是鳳冠霞帔的一部分,永恒的失落成了小玉們的宿命。《紫玉成煙》一開始已為似乎是大團圓的戲寶結局轉向定調,預示了姻緣難諧。 

《紫玉成煙》中式器樂演奏與粵劇行當、武術,精采紛呈。末段高潮一幕,紅棍子組構而成的高官大族、深鎖重門令人喘不過氣來,弱女子身段的小玉潘翎娟尋夫爭夫,筋竭力疲。橋底觀眾,情緒很自然被刀山火海、拼死掙扎的情志和棍棒亂飛的場景帶動,膽戰心驚之餘亦心懷悲憫。人在橋上看風景,浮想聯翩。這組「個體單挑制度」舞步中,驟眼看去似是粵劇舞台上最擅長的結結棍棍的「打戲」;天橋上向下看,卻大有鋼管舞(Pole dance)的點滴影子,舞者與《紫玉成煙》中垂直或橫向的支柱,實現舞蹈和體操相結合的表演藝術。只是鋼管舞大都展示深具性感魅力的肢體語言,小玉潘翎娟這一段卻是柔弱身段與強橫外在制度的強烈對比,在「木架」上展示攀爬、旋轉、身體倒掛等舞姿。一如最經典的一段,四條紅棍子組構成井字形囚籠,將小玉困鎖其中。凡人誤墮塵網,再也回不了去。 

粵劇花旦李沛妍末段身穿紫綬袍,吟唱小玉的情志。據悉在任白版本的《紫釵記》電影中,小玉就身穿紫綬袍。所謂綬,就是繫在印紐上的絲質帶子。紫綬金章,即身上佩帶繫著紫色絲帶的金印,比喻高官厚祿。紫綬袍既是小玉據理爭夫的特定符號服飾,也是「正名」自身為高門女眷之意。天橋上特別看得清楚,素臉小玉穿著紫綬袍步上天橋,在橋上一隅讓美妝師替她畫上粵劇女旦妝容。這是整裝待發,以服飾明志。看似戲劇化「戴上粵劇面譜」的堅強小玉,最後死在蒙面武士懷中。似是奸角的黑武士,竟然不是盧太尉,而是十郎李益的臉。傳統粵劇中逼婚的太尉與心志不堅的十郎,原是同謀共犯。在男權社會的世界裡,我們没有人是無辜的。 

有細心的觀眾朋友特別指出,《紫玉成煙》的現場樂師皆身穿黃色衣裳。《紫玉成煙》沒有傳統粵劇中的「黃衫客」角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嬌弱的小玉,反而是一眾樂師以音樂推動小玉的情緒。樓座上的我,為要不斷調校觀賞角度,乾脆將上半身掛在從橋上垂下的竹簾頂端,恰恰看到一眾「黃衫客」的IPAD電子曲譜,算是另類「間離效果」,亦是橋上客觀賞「清明上河圖」般人文風景的另類穿越。2021年再遇《紫玉成煙》,是為記。


原載於《文匯報》文化版。


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

《林夕的人文風景》──跋 (2021.10)

 



這是一本遲到五年的小書。錯有錯着,不但可以相對完整地談論林夕寫詞的「三個十年」,包羅更多林系優秀作品,還碰上林夕重新整理出版少作的文字結集《別人的歌》(2018)。《別人的歌》讓我們看到放膽談音樂、談流行曲、談詞、談詞評()的林夕。林夕談詞文章過癮好看、切中肯綮,正好串演雙重身份的「流行歌詞分析員」:

 

寫詞人評詞,會懂得旋律媾合與搏鬥時種種不足為外人道之處,跟純粹評論者角度很不一樣。當時九流十家若有機會細說一遍,也算是行家講行家的史上唯一了。今日即使有緣下筆,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太了解備受不同限制的苦衷,會多了幾分體諒,少了年少氣盛時的銳利,當然,也包括對歌詞的要求。

 

近年在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範疇,出版不少由精通音律的前輩學人從音樂進行評議的嚴肅討論。洛楓談舞台「明星文本」到表演者在熒幕上的性別分析,在在為研究者提供更多研究進路的選擇。準備這本小書的時候,常常想起林夕把閱聽者(對他)的歌詞分析,概括為「矯枉過正」、「過份解讀」。作為一名「流行歌詞分析員」,實在不能同意更多。林若寧在《詞家有道》說過,寫詞是一件很個人的事。其實,從事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又何嘗不是一件很個人的事? 所看到的彷彿都是我們的興趣、閱讀習慣、接受流行曲時的審美「細藝」,多於要為某種說法、某個詞人定於一尊,讓世人膜拜。

 

紛紛擾擾的歲月裡,感激香港粵語流行歌曲和創作人,給予香港的能量。前路艱險,創作人要把香港故事說下去,我們就要把流行歌曲的故事說下去。共勉之。

 

梁偉詩

識於香港

2020年三月




《林夕的人文風景》內容簡介

 

本書以林夕的人文情趣、人文風骨,作為談林夕詞作的重要切入點,並以三個創作階段──「第一個十年林夕詩說」、「第二個十年找一個天堂,少一個方向」和「第三個十年阿媽係女人」──略窺林夕在寫詞道路上的成長發展及文辭的奧妙,重塑「林夕的人文風景」,把香港粵語流行歌曲的故事說下去。

 

 

《林夕的人文風景》全書目錄

 

 

一、「第一個十年」林夕詩說

 

1.  (只差) 半步成詩

2.  林夕所痛愛的香港

3.  千古文人俠客夢

4.  他們都是天使

 

二、「第二個十年」找一個天堂,少一個方向

 

1.  歌詞哲理化

2.  概念專輯、概念歌手

 

三、「第三個十年」阿媽係女人

 

1. 「哲理歌詞」

2. 冷眼看世情

3. 入世、問世

 

詞人簡介

引用書目

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香港舞蹈概述2019》──《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 (2021.10)



 摘要: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由於經濟文化條件局限,並沒有甚麼「舞蹈」或「發展藝術」的概念。大概要到1967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開始積極發展青年政策,才逐漸以「藝術」、「文化」的角度看待「舞蹈」,進而確立「舞蹈家」、「表演藝術」的文化角色。隨着香港社會發展,八、九十年代香港舞蹈發展開始從追求「舞蹈專業資格」,進一步開展出「舞蹈創作」;背後不但有着與西方藝術標準接軌的欲望,亦表現出香港作為一個面向國際的華人城市,必然又偶然地造就一批具有中西文化以至舞蹈背景的「舞蹈創作者」。從時代脈絡觀之,《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的研究時段正好是「香港表演藝術」的重要轉折點和新高點,儼如「重新發現」香港編舞家的考掘過程中,努力呈現錢秀蓮、黎海寧、梅卓燕、伍宇烈、潘少輝與楊春江這一波「香港舞蹈創作」拓荒者、先行者的藝術觀及美學傾向,描繪以舞蹈為代表的「香港表演藝術」的輪廓、特質及內涵,為當代香港文化思潮記下重要的一筆——他們就是「香港」,也是「香港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在香港創作」並「在創作香港」。


前言:表演藝術研究的海外及香港情況


有關舞台表演藝術的研究,放眼世界,歐亞不同地域皆有具規模的表演藝術的研究/資料中心,包括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下稱CNRS)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下稱社科院)等。駐巴黎的CNRS不輟地與不同大學的正式合作單位成立研究中心、出版關於舞台表演藝術的戲劇家研究專著,成為世界各地後來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參考特藏;駐北京的社科院旗下亦有不同的研究所,就着所關注課題進行研究。如社科院的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便以民俗學(folklore / folkloristics)、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為亞洲表演藝術留下重要的一筆。國家級規模以外,晚近較受到業界注目的,還有比利時的法蘭德斯表演藝術研究所(Vlaams Theater Instituut1,其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大量提供有關其核心藝術家及藝團的信息和數據,研究所推許的戲劇和舞蹈實驗資料庫,帶領觀眾、讀者了解生機勃勃的法蘭德斯藝術景觀,和全球著名的「法蘭德斯藝術現象」。

 

長久以來,歐洲表演藝術聞名遐邇,不少專業表演藝術研究所的資料中心,紀錄不同類型的劇團所製作的節目,還為特定的演出中心、藝術實驗室和藝術節的整體國際化進程,奠定強而有力的支撐研究框架。全因為當代表演藝術的國際化不僅是表演藝術產品輸出,同時是藝術成果引進和相互交流的過程。一切不單純關乎表演藝術規模和製作,所衍生的開發研究、館藏、教育及開拓,更關係到藝術家的定位和藝術史的整理。許多富有才華的藝術家,已然走出游牧式跨國表演實踐。他們的舞台表演藝術往往在不同的城市和國家之間遷徙、在不同規模的場所展示。換句話說,表演藝術的研究,恰恰積極參與藝術家與表演藝術品牌的發展。

 

香港表演藝術活動的資料整理和研究,彷彿是相對晚近出現的新生事物。隨着香港表演藝術多元發展及國際化,業界逐漸發現香港表演藝術資料庫存和研究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七、八十年代以來,香港表演藝術發展蓬勃,專注於各種藝術形式探索的藝團、藝術家、表演者都各有成長、轉變、飛躍,可是業界在藝團、藝術家及作品的研究上,依然欠缺通盤的紀錄及有關美學的全面勾勒。縱然在有心人的大力推動之下,目前已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及其研究、《香港視覺藝術年鑑》的編纂[l1]、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下稱IATC)《香港戲劇年鑑》與《香港戲曲年鑑》系列2等等。坊間也有若干專題書籍問世(如表演藝術研究書刊、劇本集;香港戲劇協會出版《劇壇點將錄》共五輯),卻大都傾向入門式簡史介紹和純粹的文本出版。偶有聚焦於個別香港藝術家的研究,亦只截取某個特定時期的藝術取向(如2004年的《合成美學──鄧樹榮的劇場世界》)或圖文匯編(如2016年的《陳友榮設計.本(Book of Ewing)》)。單看表演藝術這一塊,歷史資料梳理如演出年表等固然重要,過往的研究者卻較難從既有的、相對零散的資料整理或專題文章,窺見香港表演藝術發展全豹。

 

口述史作為研究方法

 

「口述史」乃是現今文化整理的有效模式,不同背景的藝文機構紛紛投放資源進行[l2]「口述史」的紀錄和出版。如香港近年先後誕生IATC推動的「香港戲劇資料庫暨口述歷史計劃」、「一攝無邊:香港劇場影像紀錄數碼資料庫暨教育計劃」等資料整存成果。發表於2018年的城市當代舞蹈團「研究計劃–香港舞蹈口述歷史」,於2020年獲頒香港舞蹈年獎「傑出舞蹈服務」,足見香港表演藝術活動的資料整理和研究,逐漸邁向新一頁,更得到業界的支持和認同,得以長足發展。「研究計劃–香港舞蹈口述歷史」的具體內容包括雙語出版物《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下稱《拾舞話》)及網站。此研究計劃以香港舞蹈「前專業化時代」為主要研究年代,由兩位研究員親身訪問十位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活躍於香港舞蹈圈的前輩3,從而提煉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視野,呈現口述歷史紀錄方式,建構香港舞蹈早期發展史料。

 


同年九月出版的《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下稱《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踵事增華,由香港浸會大學文潔華教授主編、統籌及配對六對香港編舞家及藝評人的「一對一」研究組合,分別是「錢秀蓮與鍾冠怡」、「黎海寧與陳雅萍」、「梅卓燕與洛楓」、「伍宇烈與曲飛」、「潘少輝與劉天明」、「楊春江與聞一浩」。每對「組合」獨立成章,一點一滴梳理出個別編舞家的承傳牽繫、如何互相影響,甚至定格聚焦於某些創作現象,特定作品的鑽探。「一對一」研究狀態下,不但有被研究的編舞家在受訪部分以創作者第一身回顧和解說作品構思,分享對於表演藝術、香港文化願景的看法,更與研究者基於難能可貴的知音關係暢談藝術,藉此探討九七前後香港表演藝術與城市文化肌理種種千絲萬縷的關係,一筆一劃描繪出香港表演藝術在「後過渡期」、「千禧前後」的地形風貌,從而追溯香港表演藝術數十載發展洪流的來龍去脈,透視整整一代香港「舞蹈人」的心路歷程。換句話說,是項《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研究計劃,就着編舞家的藝術發展背景、心路歷程和舞台上具體舞蹈作品獨特的一次性、現場感、空間感的呈現,見樹又見林地為編舞家「寫史」、「留影」,立此存照。

 

文潔華教授是位特別願意推動香港藝術文獻檔案整理(archive)的學者專家,曾編著《與香港藝術對話:1980-2014》(與黎明海合著,2015)、《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新水墨運動後的實驗與挪移》(2018)。對於是項《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研究計劃,尤為強調要從舞蹈美學、身體理論及脈絡研究、舞蹈史、文化研究等跨學科面向,聚焦於19802010年間香港舞蹈的發展。香港專業藝團的誕生,由七十年代伊始、八九十年代小型專業紛紛成立,專研這三十年,亦即香港回歸前後共三十年的文化場域。由六位香港編舞家的藝術個案研究組成「點、線、面」,毋寧是重組香港舞蹈「從蒙昧到專業」(五十至七十年代)後的嶄新香港表演藝術盛世。

 

六對「一對一」研究組合

 

〈繪出舞蹈錢秀蓮〉一文,鍾冠怡描述在錢秀蓮帶領下,香港原來早在八十年代已出現理念上與台灣「雲門舞集」眉目互通的「錢秀蓮舞蹈團」。錢氏不但喜與其他界別的藝術家跨界合作(crossover),將書法、國畫的圖象思維和太極、武術等東方形體訓練引入舞蹈創作,使得「錢秀蓮舞蹈團」在藝術概念相對不那麼風格化或個人化的八、九十年代,獨樹一幟。4〈潘少輝的環境舞蹈與現代性〉,劉天明讓讀者重新認識這位香港「環境舞蹈」的先鋒人物。編舞家潘少輝善於在具體歷史環境(如香港鐵路博物館、三棟屋博物館)排演舞蹈,又有着將舞台設計及裝置與表演視作創作有機體的表演藝術整體觀。潘氏亦是將舞蹈工作重心帶到內地的香港舞蹈先驅之一,其「廣東現代舞團」延續發展環境舞蹈之餘,更致力促進兩地表演藝術交流。5〈從古典芭蕾到當代訓練:伍宇烈作品呈現的「香港性」〉,曲飛描繪出一名「跳芭蕾舞的男子」的成長歷程;伍氏在後來的當代舞創作中,破格地顛覆古典芭蕾講究的精準、對稱、延伸等審美標準,走出一片天地。6其中「黎海寧」、「梅卓燕」、「楊春江」部分各擅勝場,堪為研究香港表演藝術的重要示範。

 

〈香港作為方法:黎海寧舞作中的敘事、身體與主體探求〉的研究者為台灣舞蹈學者陳雅萍。陳雅萍長於研究台灣當代舞蹈史、現代性理論、身體文化研究及舞蹈分析與評論,近年專注於香港編舞家黎海寧作品的鑽探,可謂是大中華世界中書寫「黎海寧」的不二人選。陳雅萍從文化研究出發,探索後殖民城市所生出的「黎海寧」式香港舞蹈,細讀《革命京劇——九七封印》(1997)、《雙城記——香港、上海、張愛玲》(2010)與《女書》(2007)的種種文化符號和意涵。《革命京劇》通過荒腔走板的京劇身體形象,展示香港的混雜文化身份。《雙城記》以張愛玲的故事為槓桿,連繫起香港上海傳說7中的上海女子、甚至張愛玲本人,在香港「陷落」、「困坐」在沙發上。《女書》的「陰性書寫」,糅合香港女作家西西與黃碧雲的「玄牝」詩語言的文字特質;研究者的台灣背景,使得她敏感於舞台上粵語的運用,特別有所詮釋。全文在理論取材上以亞巴斯(Ackbar Abbas)、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文化理論穿梭剖析,不論是香港邊緣文化身份還是女性的異化,皆與黎氏所要表達的「香港性」一脈相承。8

 

〈隨身起舞:楊春江的身體舞學〉的研究者是香港資深文化版編輯兼舞評人聞一浩,觀賞楊氏作品多年,可謂「楊春江藝術育成的目擊證人[l3](屬筆者概括,故刪去注釋)。研究中翔實地交代楊氏藝術系出身,半途出家投身舞藝。楊氏非常重視舞蹈的戲劇元素,也受到梅卓燕「接觸即興」的啟發,不拘泥於舞蹈傳統形式和美學技巧,重視身體的主體位置。從《好反》(1995)、《孿生戀》(1995)、《灵灵性性天體樂園》(1999)、《哥仔戲》(2002)到《形亡極樂》(2004)等,差不多全都有全裸演出。身體不僅是楊氏的表演工具,更是表演的舞台和畫布,盡情發揮身體的多樣性。聞一浩從而歸納出楊春江作品就是要「與自己的身體玩遊戲」,樂於在作品中呈現性別議題,結合空間運用和多媒體元素,推動觀眾對於性別與身份的種種反思。其時楊氏及其舞作亦被譽為「香港的DV8」。9 10

 

〈落花人獨立:梅卓燕的舞蹈美學〉的研究者洛楓,是香港著名文化評論人、藝評人,整個研究從梅卓燕習舞的成長歷程說起。中國舞出身的梅卓燕,千禧年後兩次訪美,受到「後現代舞」(postmodern dance)的「接觸即興」(contact improvisation)理念和技巧啟發,直接影響後來兼擅東西方舞蹈風格的創作傾向和發展。洛楓是位近年(已刪去有歧義部分)才現場實時追蹤梅氏舞蹈的「後來者」,相對而言長於理論的闡釋,故此在論述上大力鋪陳有關理論細節和關鍵詞。如梅氏在現代舞的基礎上引入東方觀念,如禪佛儒思想、太極和合氣道的身體哲學等,又加入傳統不被認為屬於舞蹈的動作。洛楓隨即交代這些「接觸即興」的元素包括:一、力度轉移;二、跟物件產生連繫;三、通過身體建立溝通的方法。又如梅氏一直認為「詩近於舞」,洛楓就着梅氏作品剖析當中意象(image)、象徵(symbol)及比喻(metaphor)的運用,將其「從概念到創作」的點點滴滴層層對應印證。至於最人津津樂道的梅氏與翩娜.包殊(Pina Bausch)的跨文化、跨地域情誼,並受邀請到旗下的福克旺舞蹈團(Folkwang Tanzstudio)編舞,洛楓便補充了「舞蹈劇場」(dance theatre)來自拉邦(Rudolf von Laban)的濫觴和翩娜.包殊的確立,並對梅氏六個獨舞和編舞的作品:《遊園驚夢》(1986)、《獨步》(1995)、《再世.尋梅》(2008)、《紫.釵.緣》(2010)、《日記VI:謝幕》(2015)與《生死蕭紅》(2013),加以細讀和論證。11

 


洛文題目〈落花人獨立:梅卓燕的舞蹈美學〉的「獨」,取自梅氏多以「獨舞」為創作基調的藝術取向。筆者就曾在另一媒介,歸納梅氏為「揚扇舞鏡的青鸞」。「青鸞舞鏡」的典故,原載於南朝宋詩人范泰《鸞鳥詩序》(轉引自電影《刺客聶隱娘》)(改用括號) :「瀱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謂,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鸞見影,終宵奮舞而絕。」所謂「揚扇舞鏡的青鸞」,褪去原文中身不由己的悲劇色彩,標榜梅氏選擇作為一位獨立舞者,擅於富有東方表演藝術色彩的獨舞。洛楓的研究抓住梅氏的藝術特點,圍繞女性編舞家又編又演、既細膩又開闊、無為又無所不為的特立獨行特質,發揮評議,令讀者對梅氏其人其舞,開展更深刻的認識和感知。

 

實踐與藝術兼備的評論書寫

 

另一位香港舞評人李海燕,在書評文章〈《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的啟後〉中,提出對《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的深刻追問——「如果有後續研究的話」:「如果研究研究者,拆解他們的時間和空間概念,以及按何種歷史觀看待藝術形式的發展……」12,發人深省。香港從事藝術評論寫作的人並不多,相對於劇(戲劇/劇場)評人,舞評人更是稀有動物。然而,由於是項「一對一」的舞蹈研究,所涉獵的舞蹈評論特別需要專業知識、長期觀察和研究能力,舞蹈家/編舞家與研究者之間儼如水漲船高的關係。潮水漲退之間不免有人急就章圖窮匕現,個別研究連「舞評寫作」四部曲13亦左支右絀,結果只能不斷呢喃着重複講述一名「跳芭蕾舞的男子」的童年往事和成長歷程,白白浪費大好的研究對象和發表平台。

 

文學批評的世界裡,批評家往往被嘲笑為「牛虻」,即在動物身上吸血的蛆蟲。那麼(表演)藝術評論,尤其是舞評到底又是什麼呢? 曾出版舞評文集《迷城舞影》、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家年獎(藝術評論)(2016)得主的洛楓,撰文討論過「甚麼是舞評」,指出「舞評(或一切文化評論) 分成兩個類別的層次:『實踐的書寫』(practical writing) 和『藝術的書寫』(artistic writing),前者建基於知識、學問和經驗的文化累積,為特定作品寫出獨具個人創見的論述,後者卻是書寫者個性的展現、生命的涉入和自我的燭照……前者為歷史留下材料,後者為藝術刻鑄人性、人情的痕跡……」14

 

  進一步討論的話,筆者認為真正優秀且有價值的(表演)藝術評論,往往兼具「實踐的書寫」(practical writing)和「藝術的書寫」(artistic writing)兩種書寫之長。既有前者概括、敘述、紀錄和專業評議的功能性一面,同時也有後者充份突顯評論家「才性氣質」的風格化書寫。更重要的是,具體的(表演)藝術評論以至其系統化的建立,恰恰意味着該藝術形式或範疇的作品,不論在質量和發展方面,均已到達能夠經得起凝視、評論、研究的水平。也就是說,(表演)藝術評論得以立足,就是(表演)藝術專業化的標誌。所呈現的(表演)藝術質素、評論(文章及其體系)的質素、人(藝術家和評論人)的質素,在「評論活動」中鉅細無遺地顯/暴露於人前。有的學養深厚、眼光獨到、情辭並茂;少不免也有人生吞活剝、虛應故事、蒙混過關。誠然,評論人的評論文字,有否感染力人言人殊,可遇不可求,所飽含的審美能力和價值觀的展演,才是評論本身最大的「櫝中之玉」,也是人類最彌足珍貴、最大的財富。因此,文潔華教授主編的《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原是搭建了六個平台,讓編舞家與藝評人近距離交流、砥礪切磋;同時建立起一個評論文字的大平原,讓藝評人與藝評人各展所長,盡情馳騁。

 

這也讓筆者想起,《拾舞話》受訪者鍾金寶[l4]15的一席話。談到芭蕾舞,一般人總以為是技藝的學習和展示,但在舞蹈教育家鍾金寶眼中,芭蕾舞訓練原是一整套審美價值觀的建立:「上芭蕾舞課,不一定要成為芭蕾舞者,而是學習社交、行坐儀態、舉止優雅、聆聽音樂。離開課室後踏上舞台與否並不重要。一踏在街上,自然就能優雅走下去。」16隨着社會的富裕,審美的浸淫、對美的感受能力和追求,芭蕾舞所代表的美藝,自然是一名公民不可或缺的素質。同理,(表演)藝術評論,最終是令人成為更好的觀眾和讀者。輾轉通過書寫和閱讀,生命影響生命,令更多人成為更好的觀眾和讀者。

 

小結:表演藝術研究與都市共享資源

 

當我們將是項研究《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和同年出版的《拾舞話》對讀,這些耗時經年、費心又費力甚至吃力不討好的工夫,究竟彼此呈現?怎樣的一幅幅「人文風景」? 毫無疑問地,這些重要資料及研究自然是表演藝術文獻及資料的重要存檔,也是一種特別有價值的「都市共享資源」一環,連結社會特定群體的描繪、整理和人文關懷。根據美國著名批判地理學家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解釋:「都市共享資源並不是作為一種特定事物、資產甚至特定的社會過程建立起來的,而是作為一種不穩定的和可以繼續發展的社會關係而建立起來的,這種社會關係存在於某一自我定義的社會群體,以及實際存在或有待創造的、對其生存與生活至關重要的社會與(或)實際環境的種種特點之間。」[l5]17「都市共享資源」乃群眾經年累月透過社會互動與地方建設打造而成的,表演藝術文化就是其中的關鍵。城市生活複雜而多元,非靠單一規劃所能達致。城市就像一個有機生命體一樣,有其生長的節奏與速度。這些表演藝術研究計劃所要做的,便是為文化生長的節奏與速度紀錄、把脈,並有機地參與她的成長。

 

拉闊一點看,這也與歐美近二三十年、亞洲地區近十年的主要城市(例如紐約、倫敦、東京、台北、香港、首爾、新加坡)的「文化創意轉向」有關。在這一輪的文化創意衝擊波中,各國政府除了將大量資源投放新興的文化及創意行業外(例如設計、動漫、電影、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等),為了在全球化年代讓其主要城市變得更吸引,他們都動用了大量的文化資源,重新包裝城市,打造大都會「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而「重新發現藝術家」並開展研究正是其中最常見的文化策略。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由於經濟文化條件局限,並沒有什麼「舞蹈」或「發展藝術」的概念。大概要到1967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開始積極發展青年政策,才逐漸以「藝術」、「文化」的角度看待「舞蹈」,進而確立「舞蹈家」、「表演藝術」的文化角色。隨着香港社會發展,八、九十年代香港舞蹈發展開始從追求「舞蹈專業資格」,進一步開展出「舞蹈創作」;背後不但有着與西方藝術標準接軌的欲望,亦表現出香港作為一個面向國際的華人城市,必然又偶然地造就一批具有中西文化以至舞蹈背景的「舞蹈創作者」。從時代脈絡觀之,《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的研究時段正好是「香港表演藝術」的重要轉折點和新高點,儼如「重新發現」香港編舞家的考掘過程中,努力呈現錢秀蓮、黎海寧、梅卓燕、伍宇烈、潘少輝與楊春江這一波「香港舞蹈創作」拓荒者、先行者的藝術觀及美學傾向,描繪以舞蹈為代表的「香港表演藝術」的輪廓、特質及內涵,為當代香港文化思潮記下重要的一筆——他們就是「香港」,也是「香港城市品牌」,「在香港創作」並「在創作香港」。

  

 原載於《香港舞蹈概述2019》,https://www.danceresearch.com.hk/publicationoverview

 

1 編按:法蘭德斯表演藝術研究所(Vlaams Theater Instituut)於2015年與另外兩個專研視覺藝術及音樂的研究所合併為法蘭德斯藝術研究所(Kunstenpunt)。"Missie, visie & historiek, Kunstenpunt, accessed 10 April 2021, https://www.kunsten.be/over-kunstenpunt/missie-visie-waarden.

 

2 編按:20152016年期間,《香港戲劇年鑑》與《香港戲曲年鑑》合併為《香港劇場年鑑》,包攬舞蹈、戲曲、戲劇;2017年起再分拆為《香港戲劇概述》及《香港戲曲概述》。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出版|出版刊物|年鑑〉。<http://www.iatc.com.hk/group/publication_iatc?cat_id=81>(檢索日期:2021410日)。

3 《拾舞話》受訪者包括吳世勳、吳景麗、郭世毅、梁漱華、梁慕嫻、鄭偉容、楊偉舉、劉兆銘、劉素琴、鍾金寶。

4 鍾冠怡,〈繪出舞蹈錢秀蓮〉,載文潔華編《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19),頁30-70

5 劉天明,〈潘少輝的環境舞蹈與現代性〉,載文潔華編《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頁188-223

6 曲飛,〈從古典芭蕾到當代訓練:伍宇烈作品呈現的「香港性」〉,載文潔華編《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頁156-185

7 《雙城記──香港、上海、張愛玲》以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沉香屑 ─ 第一爐香》等經典著作為文本。

8 陳雅萍,〈香港作為方法:黎海寧舞作中的敘事、身體與主體探求〉,載文潔華編《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頁74-105

9 DV8全名為DV8形體劇場(DV8 Physical Theatre),英國著名舞團,作品主要聚焦社會及政治議題,包括為同性戀者或少數族群發聲。

10 聞一浩,〈隨身起舞:楊春江的身體舞學〉,載文潔華編《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頁226-255

11 洛楓,〈落花人獨立:梅卓燕的舞蹈美學〉,載文潔華編《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頁108-153

12 李海燕,〈《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分探求》的啟後〉,《舞蹈手扎》22-1202023月):25-26

13 即編舞或舞者的個人資料、演出的作品資料、直接觀看舞蹈演出、舞蹈理論及文化研究的跨界。洛楓,〈女媧煉石的舞姿:舞評寫作的理論與實踐(自序)〉,載《藝評香港:香港藝評人資料整存與藝評網上文庫計劃》。<http://www.artscritics.hk/?a=doc&id=357>(檢索日期:2021414日)。

14 同註13

15 鍾金寶(Joan Campbell)七十年代末於香港芭蕾舞團教育部任教,開拓由舞團自行訓練舞者的藝術人才培訓之路。

16 李海燕,〈舞出圓滿六十載〉,載羅妙妍編,《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18),頁286

17 參見大衞.哈維(David Harvey: 《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

2021年10月2日星期六

《敢觀舞台》──劇場與科技——《仍…息在零地》與《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 (2021.10.02)

劇場與科技,一直是藝術家、表演藝術業界熱衷探討的課題。談劇場與科技的時候,自然不僅僅關注傳統台燈聲或多媒體劇場的應用,而是聚焦於科技化的藝文表演,並透過應用科技及演出場地設備的配合,使得整個觀演經驗立體化、推進想像力。劇場與科技既是世界表演藝術的大勢所趨,Hologram全息投影及3D Mapping光雕投影等,愈來愈多見於舞台;無怪乎不久便與香港觀眾見面、位於九龍灣的東九文化中心,積極與世界接軌,定位為多媒體、科技化演出的創發基地。九月中旬於葵青劇院公演的梁基爵《仍息在零地》,甚至是東九文化中心的特邀項目,在同年APA版《息在零地》的基礎上再發展,使得藝術家在更充裕的資源下,進一步迸發創意。

 

記憶中從2011《電紫兔/克》,梁基爵已在舞台通過複雜的電子合成器奏出不同音樂或聲響,與投影的不規則圖案變化,合成一齣齣「視覺化音樂演出」。多年後的今天,「梁基爵劇場」從早年相對簡單的「撫摸三角畫框便會發出輕柔音樂」,到《仍息在零地》直接安排機械與人類的擁抱/擁吻──《仍息在零地》把場景背景安排在疑似敵托邦的窮山惡水,那是人類一切湮沒後的零地,冷冰的客觀環境與(生命體)渴望human touch的極端氛圍。在沒有強勢的故事主導下,三台機械臂的互動便是舞台上敘事一部分。從開首的撕()紙聲,到後來在程式編寫中創發的刮砂紙聲、機械呼吸聲等等──機械似乎比人類更人類,現實中的人類又比機械更機械。《仍息在零地》在連串媒體藝術、裝置、電子音樂和影像,末段出現「環迴立體聲」般的「如來神掌vee 暈暈」聲效 (: 據悉為immersive sound system),生活化之餘,令人思考場地類似Soundscape音響系統滲透力及燈光級水平的投影系統;《仍息在零地》作為九東文化中心鼎力支持的示範作,在在展示了其中一些可能。

同是劇場與科技的結合,劇場媒體藝術家楊振業主理的Paprika Studio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 劇場形式,在較早前發表《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重新改編卡爾維諾名著《看不見的城市》,講出一個不一樣的馬可孛羅「東遊記」故事。2017年的《禁式極樂園》,劇團明顯對於VR劇場躍躍欲試,試行將VR裝置放到前台,開場前讓觀眾「試玩」。相對來說,《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的VR實驗更多,VR的情節部分包括不花刺城商業大街、馬可孛羅樂園和克馬塞巴河的360影像,影像不但色彩繽紛,還與觀眾有種種互動,如吉祥物與觀眾打招呼,有小貓在腳邊徘徊可供逗弄,甚至有機械武士被按掣操控等等。

有趣的是,《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的VR部份必須要觀眾上眼罩觀演。VR虛擬實境與真人演出的劇場部分,呈「單雙節形式」交替出現。即觀眾進場後,需得在昏暗的場內先看一段VR置身「東遊記」,再卸下眼罩觀賞3D蒙古包模型骨架下「馬可孛羅與忽必烈」的對手戲。前者的VR讓大家以第一身感受馬可孛羅如何走入奇瑰的神秘世界,加上資深劇場導演/演員陳麗珠聲音導航,令人在大觀園中感覺陌生又熟悉;後者則時刻提醒着(眼罩中的)VR世界始終是「戲中戲」,馬可孛羅和忽必烈各有文化背景和情志,互相好奇亦難免針鋒相對。因此,VR與真人之間、戴上和卸下眼罩之間,既是遊走於虛擬世界與現實空間,也是「馬可孛羅與忽必烈」兩個世界的切換。最後陳麗珠的聲音導航溫馨提示觀眾完場後,走出表演場地(沙田大會堂) 便是新城市廣場,催促觀眾回到現實世界,又是另一種「間離效果」。

想當然的是,《仍息在零地》與《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分屬兩種不同走向的「劇場與科技」的摸索實驗,機械、音效、投影、虛擬影像與真人舞台演出互滲互動,真幻交纏。如同大家熟悉的Cyberpunk,正是動畫、視覺藝術、電影、文學的不同元素混雜。這似乎已不單是表演藝術可行的實驗方向,藝文世界的combination of low-life and high tech引起觀眾無窮想像,恰恰是最吸引人之處。

 

原載於《文匯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