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著名劇場導演Ivo van Hove執導阿姆斯特丹劇團的《奧賽羅》(Othello)，是「東京藝術祭2017」的重頭大戲，剛於池袋東京藝術劇場上演。《奧賽羅》或許在ivo
van hove劇場創作系譜中，只算中小型製作，親歷其境後，還是覺得相當震撼難忘。玻璃屋、巨型沙包、筆挺軍服、金棕櫚樹，最後奧賽羅抱屍痛哭的視覺構圖，在在都展示着Ivo
van Hove對莎劇經典的超強觸覺和嶄新詮釋。Ivo版《奧賽羅》早在2014年年底已登陸台灣兩廳院，在台北叫好又叫座。事隔三載，再度東來，今回是東京這個不時搬演莎劇新編的亞洲城市，場地空間比例甚至比2014年台北版(約1200座位)
更緊密，就在約800座位的東京藝術劇場主劇場上演。
一切，由男主角奧賽羅穿上軍服說起。
Ivo版《奧賽羅》刻意隱去盛載時代背景的裝飾和傢俱，抽繹出跨越威尼斯時空的故事，讓甫登場的「白皮膚」奧賽羅只穿着內褲，然後逐件逐件從襯衫領帶等把整套軍服穿起來。台右還有一名男演員，跟他一樣，並時做着同樣的穿衣動作。相對於只穿着背心內褲，將軍造型的奧賽羅自然也威武魁梧且老成得多，特別與身形極纖弱和不斷展示年輕活潑氣質的短髮妻子狄夢娜，造成強烈對比。舞台一度還被佈置成男更衣室模樣，使得男男之間的說三道四，十分自然隨意。台左更有一個圓柱體狀巨型沙包，大有男根的象徵性指涉，隱喻男權意識形態下的悲劇即將上演。這時候，舞台後方帷幕更刻意撩起一小段，後面就是後來的重要場景----玻璃屋。
善於設計一景到底和open space的阿姆斯特丹劇團設計及攝影總監Jan
Versweyveld，為《奧賽羅》特別設計一間玻璃屋，所有關於男女主角情感關係的主要戲份，尤其要緊且私人的情節，都在打開玻璃屋窗簾的情況下發生。不但造就觀眾偷窺的觀演心理，也為劇場要發生的種種場景造成區隔，如中段一眾男士拿着酒瓶在夜店外說起說下流話，拉上窗簾的玻璃屋，馬上變成不知名的陌生夜店，變化繁多。與其他版本《奧賽羅》比照之下，Ivo版明顯着重劇中若干閒角的處理，並在舞台上每每把這些閒角設計成路人狀態，甚至在台左台右任何一角，重複着奧賽羅或狄夢娜的動作。這不但指向後來的殺妻悲劇，奧賽羅與散播着狄夢娜紅杏出牆醜聞的路人和閒角，處於一種共謀關係，同時也意味着每個人也可以是奧賽羅或狄夢娜。他們不會是第一對為妒忌和流言所毀滅的夫妻，也不會是最後一對。
Ivo版《奧賽羅》不執着於特定的舞台形象，「白皮膚」奧賽羅與同儕穿上現代軍服，軍服所隱含的law
and order、象徵秩序，也就是男性在社會上的尊嚴所在，因此軍裝奧賽羅在沙發上質問妻子時的嚴詞厲色、殺妻後自刎也特意要逐件軍服穿上。惟有在玻璃屋中最後一場，與妻子赤裸相對，才把自己內心最傷心、軟弱和憤怒噴薄而出，得知真相後更抱着狄夢娜的裸體懊悔痛哭，如同聖母抱着耶穌的聖殤圖。Ivo
van hove在改編自英瑪褒曼同名電影的《哭泣與耳語》，也是以聖殤圖作結。患癌的二姐病逝，被愛着她的抱在懷中，牆上的圖案既像蝴蝶又是天使之翼。蝴蝶遠飛既是場宿命，犧牲的都是世上最美善純淨的人，痛哭與擁抱，充滿着難過和悲憫。世人永遠重複犯錯，悲劇永恒地不斷上演。
在最近一次的香港公開講座「什麼是舞台：空間會說話」中，Jan Versweyveld曾歸納自己四項舞台美學的重點，包括：一、演員 (即人體，human body)；二、混亂 (chaos)；三、過渡 (transition)；四、光 (light)。Ivo版《奧賽羅》雖是阿姆斯特丹劇團的中型製作，在這幾方面可謂手到拿來。演員的身體與場景設定的視覺比例，身體在舞台空間的流動，以瘦削的狄夢娜跳脫，打亂男性霸權的視覺節奏。男更衣室及夜店場景，更容許「一景」中有很多部件看似雜亂無章地放置，讓「混亂」製造舞台上的視覺「景深」。「過渡」的純熟，見於玻璃屋的推進與拉上窗簾與否，來決定給觀眾「看」多少。輕輕一推一拉，已為舞台上將要發生的一切定調。最後就是光，玻璃屋的出現，讓舞台上出現暗黃甚至略帶珍珠色的燈光，雖然交代的是一個「家」，卻似怎樣也看不清，如同酒店房間的那種非生活化的燈光亮度，彷彿訴說着短暫、匆匆、不實在，加上玻璃的脆弱，那始終不是一個「家」。----Ivo
van Hove與Jan Versweyveld就是通過這些舞台設定點滴，創造新的現實，也為奧賽羅的悲劇帶來更深刻的觀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