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在英國遊學，沙士肆虐、哥哥離世、七一百萬人遊行，一概沒有親身經歷過，可是一切總是「這麼遠、那麼近」──因為網絡，縱是關山阻隔，資訊依然暢通得匪夷所思，足以讓我成為最缺席的在場者。零三七一當天，窩在宿舍看即時新聞和視頻短片，黑衣抗廿三條、一百萬人上街，還有朋友傳來的現場消息。萬水千山，一個人，不在場，還是，哭了。
我不知道「香港人」在什麼時候覺得自己最「香港」。一位非香港出生的朋友說得切中肯綮，就是當你覺得那塊地方發生的所有一切，都與你息息相關且牽動你心底的真感情，那麼，你與那處地方，彼此已是「命運共同體」。說起來像浪漫得不着邊際，實情是，不必肉麻骨痺地宣之於口說「家在香港」或「家是香港」；「命運共同體」從來都是最日常最世俗的一回事。
本科的時候，學習中國古典哲學。《老子》第十九章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頗有爭議。當中的哲思卻如當頭棒喝，道理可能很簡單，當社會大搞清潔運動的時候，外在的環境衛生大概已出了問題。這幾句話，或者可以這樣說，當世道不再高揚仁義、聖賢和巧智的時候，可能就是真正和諧、人們生活得最淳樸自然的時候。2013年，當「家是香港」全港的公衆參與運動和主題曲《同舟之情》（張學友、陳奕迅）被標舉，社會大眾的「離心力」大概已超標，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此也很容易理解，同是由陳奕迅主唱的《主旋律》，甫面世第一天，便被閱讀為與「功能歌」《同舟之情》對着幹的「明志」之作──以情歌包裝隱喻中港關係貌合神離：「現在你賜予任務，然後我受命如奴，再爭辯，和諧無路訴」。
賓尼迪˙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條分縷析了一個民族把自己視為「想像的共同體」的關鍵。而標誌性的民族苦難、社會事件，也是建構出群眾向心力和認同感的充要條件。在零三七一之前，八九六四把「香港人」帶到街頭，颱風下沉默抗議殺人政權，是香港公民身份覺醒的重要一頁。零三七一更是面對「殺到埋身」的國家機械狠狠說不。說實話，我對香港何年何月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感到惘然，可是，當我從《反抗就是罪名》一書知悉近年因為公安惡法和政治檢控的遊行人士和示威者的數字逐年攀升，如何把所有人都推向對立面、扣上恐怖份子的警暴，赫然便是人類歷史上重複過無數遍的極權的最大警號。
零三七一我不在香港社會的情緒低氣壓中。一三七一前夕，卻有「佔領中環」「愛字頭BB」和「杯葛維穩騷」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局勢波譎雲詭之際，我在三萬公尺的飛行中默默埋首於陳冠中的《盛世－中國，2013年》，廿一世紀的烏托邦小說，原是二十世紀梁啟超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鏡像。《新中國未來記》想像「孔子降生後2513年，即西曆2062年」，中國維新成功。梁啟超在書中發表大量政論，並假託主張君主立憲的黃克強，和主張法蘭西式革命的李去病，月旦時政。陳冠中《盛世》異曲同工，讓何東生和方草地等「和平對話」，剖析強國安內攘外的鴻圖大業，全在一時之盛。
在國家本位的藍圖格局中，赤裸裸地令人想到，香港原是如此微不足道，彷彿在「充份利用」之後，保住戰略位置就好。事實上，香港作為革命基地的傳統格局每每倒過來「病去如抽絲式」滲透大國暗流，從悼念六四、反國民教育到嚴正拒捐，香港的「壞孩子」本色叛逆到底。八九六四、零三七一之外，天天都是彌賽亞時間，真正救贖不在於年年七一「集體散步」，每每是思考模式、價值取向、道德界線。魔鬼在細節裡，天使也在細節裡。
陳冠中《盛世》中，有一處有趣的情節。就是2013的強國人所以如此「亢奮」、如此高歌猛進，全因為國人都喝了國家加料供應的食水，瘋狂的烏托邦想像，一切始於造假和監控。小克寫詞的《主旋律》乾脆剖白「相愛很難」──「旋律牽引著弦樂，情感 總有深淺厚薄，誰於五線譜雕刻上 承諾，誰於拍子機複製出假快樂。在最重要的一句哭，大時代的小插曲，記錄太多筆跡，十年廿載相識，音符內摸索。舊日你有你邁步我有我邁步，愛若是藍圖，永不用設起圈套。你要我讓步我要你讓步，旋律與音階粉飾了憤怒」。據說，小克是得到創作團隊的鼓勵，應該好好運用香港僅餘的創作自由，免得將來連隱喻都不能寫，那就後悔莫及。
六月九日「佔領中環」商討日前夕，我有幸訪問「佔中女作家」陳慧。說到為何「拋個身出來」帶頭做佔中先鋒，她氣定神閒，溫柔而堅定的說：「世上有很多事情沒得選擇，但善良是可以選擇的。」那一刻我心頭一震，在電台直播室中苦苦忍住眼淚。一切都在歷史重演，如同我在零三七一當天、電腦屏幕前的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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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的彌賽亞時刻
文：小西
今年是七一十週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向來有逢「十」回顧或紀念的習慣，今年七一也不免俗，由於由零三七一至今已有十年，近日民間也開始出現好些有關七一十週年的活動。筆者近日便出席了一個學院舉辦的回顧七一十年的小型討論會，參與的都學界與社運界的積極份子，或從公民社會的發展，或從後殖民處境，或從階級政治，或從本土運動的興起，回顧過去，探問當下的狀況。具有真正的分析意義也好，或純粹找個藉口，好讓相關人等能夠好好坐下來，分析眼前嚴峻的情況也好，常常跟時間競爭（不管是媒體曝光時間，還是社會現狀的發展）的社會改革者，有時的確需要稍稍歇息，整裝（再）上路。不過，熟知傳統歷史學範式的都知道，近二、三十年發生過的事件，根本還不算歷史，因為它們仍然是「當代」的一部份，更莫說近十年了。七一十週年，若要回顧香港近十年（尤其是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軌跡，又該從何說起？
或許，我們首先要問：為什麼是七一十週年呢？換一個方式問，我們為什麼會以零三的七一作為「七一」的起點？有人認為，之所以以零三七一作為「七一」的起點，是因為當年特區政府企圖為廿三條立法，結果促使了五十萬市民當年七月一日上街抗議，並成功逼使政府收回方案，故此零三七一實在具有「分水嶺」的意義。
然而，零三七一之前，就沒有七一（遊行）嗎？事實上，若我們把時間推前，我們會發現，在零三七一以前，七一遊行早以存在，而一些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七一文化（例如遊行議題與手法的多元化），也在零三七一甚至回歸前早已萌芽。
試看一篇有關當年七一遊行的報道：「在政府慶祝回歸歌舞昇平之際，十多個民間團體昨遊行「唱衰」特區政府，從成立臨立會到近期尋求人大常委釋法事件，大數回歸後政府惡行，市民是「回歸兩年，足兩年」。由前、專上學聯、民主2000、藍絲帶行動 、香港新婦女協進會、中港民主促進社及落實子女居港權家長會等逾十個民間團體舉行的「唱衰特區政府大巡遊」，有近五百名市民參加。」（《蘋果日報》，2009年7月2日）雖然零三七一前的七一遊行，參與人數少則數十，最多數百，但零三七一後的多元議題早已在2003年前浮現。此外，有遊行人士更高舉一個貼上行政長官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入境 處處長李少光相片的自製的花圈，以及兩支由白色垃圾袋製成、並寫有倒轉「董」字和「梁」字的「回歸兩年祭 」白色旗幟，也有遊行人士為支持爭取居港權的內地人士，在（舊）政府總部外上演街頭劇。由此可見，近年開始為媒體注意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其實早已湧現。當然，若要正本清源，這一類鼓吹多元議題、具有 文化行動色彩的集會遊行形式，可上溯至1997年6月30日（即主權移交前夕）在遮打花園舉行的「另類慶回歸」集會 （由「另類慶回歸聯席」主辦）。 從一開始，七一遊行就不只最後抵達政總數人頭的群眾政治，七一向來具有嘉年華的色彩，2009年反高鐵運動期間所提出的「快樂抗爭」，其實早有前科。當然，這種「快樂抗爭」可以再上溯至主權移交以前，部份年青社運人士對當年以支聯會、民主黨等為首的過時社運大佬文化的小惡搞與小抗衡。
然而，有論者認為，七一的多元色彩正正反映了九七後本地民間社會無法建構「統識」（Hegemony)。我們知道，只有多元發聲，沒有縱橫連合，結果往往民間力量之間的互相消耗，而在日趨互不信任的社會氛圍中，民間力量之間的多元角力，則慢慢墮進敵我二元對立政治的圈套中。近年泛民陣營中層出不窮的內部分裂，自是明證。到底是因為「儘快落實雙普選」等普世價值太虛，無法對應不同階層的具體訴求，還是因為主權移交以後，香港從來沒有經歷徹底的解殖民洗禮，讓七百萬從殖民時代走過來的市民，洗心革面，成為真正的（具有主體意識的）「公民」，這似乎要留待下一個十年來解答，與解縛。
記得1997年6月30日晚上，我跟一夥朋友從佐敦嘉利大廈出發，沿敦彌敦道，然後經天星小輪，遊行至當時正在舉行回歸大典的會議展覽中心外。由於警方設定人流限制，我跟朋友只能站在老遠的示威區，等待主體移交。由於當時的網際網絡的發展還沒有現在那麼發達，沒有3G網絡的現場即時傳播，我們就只能在想像中感受回歸的轉折。還記得當時天下着雨，當腕上手錶的指針踏進「七一」時，我突然覺得空氣彷彿有一點不一樣了，但四週又其實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或許，這才是我心中那個真正的「七一」，而我相信，或許人人心目中，也有一個這樣或那樣的「七一」，之後的所有的七一遊行，也不過是這些「七一」的派生而已。若要真正回顧「七一」，或許我們正正要回到這些尚待梳解的彌賽亞時刻，正面我們在這個命運共同體中的自我。
原載於《號外》4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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