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指出沙中線現古蹟事件中，政府一直抱着見鬼斬鬼遇佛殺佛的「先破壞、後發展」原則，堂而皇之上演「古蹟恐怖主義」（heritage terrorism）。先別論是否將遺蹟原址保育，要當局正視處理亦看似雞同鴨講。至於「元創方」的前身為1862年在荷李活道北的歌賦街皇仁書院，1884年國父孫中山先生曾於該校就讀。單從「古蹟」的「古」而言，雖云宋井城跡年代久遠於近代建築，可是，兩者所得到的冷處理和熱追捧，實在令人覺得精神分裂，幾疑置身於平行時空。然而，表面上看似南轅北轍的古物古蹟待遇，背後邏輯卻是一致的。高速發展作為城市都會的前提，創建交通網絡系統，自是優先處理。文創產業又是文化大都會的軟實力，在將來中區警署等逐一規劃為港島藝文基地之前，鴨巴甸街與荷李活道交界「元創方」，赫然便是該區文化大插旗的橋頭堡。
眾多亞洲城市當中，香港縱有所謂《古物及古蹟條例》聊備一格，整體來說可算是對「古蹟」最手足無措的「文化大都會」。觀乎近月不少香港人都盤算移民的台南，其生活及創業成本低固然吸引，更重要的是台南示範了大中華世界中醇厚的人文價值和社會氛圍。如果說羅馬是歐洲的露天博物館，台南也可謂是台灣的露天歷史博物館，明鄭時期、日治時代的建築遺跡雜然紛陳。其中最為香港文學愛好者津津樂道的國立台灣文學館，便是國定古蹟「台南州廳」，落成於1916，屬西洋歷史建築式樣。作為日治時期管轄的衙署、戰後的空軍供應司令部及台南市政府的原「台南州廳」，現時館內不但常設「舊建築新生命」建築展，更將有關的設計資料、大事記、建築美學深入研究發表。毗鄰的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前身更是建於1925年的台灣總督府殖產部成立的林務課辦事處。台南市政府乾脆將該區域內的有關古蹟，以湯德章紀念公園（前名大正公園）為圓心，整體以「府城文學地圖」為保育概念，與不遠的孔廟、府中街等「孔廟文化園區」遙相呼應。
至於自荷蘭人殖民統治以來、專司貨物進出的「德記洋行」（已整修為「台灣開拓史料蠟像館」）旁的安平樹屋，更專門委託劉國滄＋張瑪龍建築師事務所，以最低的施工量，讓樹屋能夠持續生命狀態，來表達現在的人與過去的牆之間的時間距離，以空間形式來創造歷史感，整體呈現「樹以牆為幹，屋以葉為瓦」的核心情志。當代的「古蹟活化」原不拘於「古蹟」在時間上有多「古」，或在「古蹟」內究竟發生過有多轟轟烈烈的歷史事件。一切往往取決於保育政策、城市自我定位、和直面歷史整理過去的決心、眼光和視野。想當然的是，「古蹟」可以活化，自然也可以產業化，較諸台南，台北就有大大小小的高招和點子。
大有大搞，小有小趣。台北車站不遠的大稻埕，原為一大片曬穀廣場而得名，埕為台語「空曠之地」意思，原為一大片曬穀廣場而得名。自清末至日據期間，大稻埕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活動頻繁。至今每年以「年貨大街」聞名全台的迪化街，就是大稻埕的一部份，迪化街至今依然維持大量老店販售南北貨、布匹和中藥材，可謂是一種「活古蹟」。當中幾棟分別為閩南式店舖及巴洛克式裝飾建築，被重新裝潢推出，納入手作、慢活、創意的「小清新」文創基地，與傳統布行、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郵局等斑駁混雜 (hybrid)。
回到篇首要談的，究竟香港「古蹟」點算好。為文之日，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已發表《有關沙中綫土瓜灣站的考古工作概要》，並圈定「環境評估報告所建議的考古調查及發掘範圍」，指出除了一口宋代方形石井的保存情況良好，已原址保留，其他遺蹟包括耕作遺蹟、墓葬、石井、建築遺存已受到相當程度的擾亂。另一方面，「元創方」卻滿心歡喜期待1600隻紙熊貓大駕光臨。由此可見，自詡為「創意之都」的香港，其實不太關心本土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只希望將「創意」包裝成可吸引國際視線的景觀，當中的運作邏輯活脫就是中環價值的延伸。將「本土」（「元創方」）以保育及活化之名重新包裝，再將之向「全球」推售。「品牌」(branding)與將中西混化 (blending)，將本土與全球變成有自己特色而且活力的「全球本土」 (global) 。那麼，土瓜灣古井宋城想要原址保育，或許要等政府一錘定音，將之發展為歌影視古裝街？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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