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敝欄才剛說過，香港一直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政策，更無所謂成與敗。實情是，香港沒有文化局，種種涉及「香港文化」的政策，分別散落在城市規劃、古蹟保育、藝文撥款、廣播政策等看似互不干、各不相屬的香港社會系統和行政架構當中。只要睜開眼睛看看周邊點滴，赫然便會發現──你不關心（文化）政策，（文化）政策卻很關心你。換句話，也可以這樣說──你不關心文化政策的缺席與否，文化政策的缺席卻很影響你。此話怎講？
「文化本是平常事」（culture is ordinary）是文化研究系、入門第一課的修煉基本功。根據「最低限度的定義」（minimum definition），所謂「文化」是指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知識和情緒特徵，使一個社會或社群得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至於「文化政策」，更應該是指一個社會為了迎合某些文化需求，通過該時期可以取得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最優化調動，因而制訂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預的或不干預的行動的總和。
普羅大眾可能對「文化政策」四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實情是，我一講到利東街與囍歡里、菜園村與反高鐵、地產霸權與油街藝術村，這些無日無之又令人火滾的實例，就儼然是香港文化政策（缺席）的一系列的倒影。正如龍應台在《百年大計——請從文化始》就曾明確指出：「現代政府是一個龐大複雜的機器，內部有無數的輪子照著自己的規律在運轉。當這個龐大的機器結構裡沒有文化政策這個輪子的時候，文化是有可能被整個機器輾過去的。」
於是，踏入了新開年的九月，我彷彿陷入了一連串冤假錯案和鐵屋吶喊中。這一周有人打郊野公園的主意；下一周九龍東的大磡村說要被蓋孔廟，與黃大仙廟志蓮淨苑連結成民俗文化圈；再下一周官塘仁信里國際鴿舍被無情逼遷，香港最後一家賽鴿店的（即將）消逝，標誌着一個古老行業的滅亡！單看官塘仁信里的個案，有關當局在沒有任何數據、調查的情況下，就揚言國際鴿舍的白鴿會傳播禽流感。事實上，香港多次爆發禽流感，在仁信里經營長達34年的國際鴿舍，卻沒有發現過一隻帶菌白鴿，也從來沒有把鴿子放出來活動。所有鴿子均有定期注射疫苗，並由漁護處定期確證其衛生安全，合符標準。
而在經濟掛帥的香港，以國際鴿舍為代表的「老行業的社會意義」，不但一直沒有被正視；在發展巨輪中，諸如小販、補鞋匠甚至街市，更容易被錯認為是「不潔」、「無用」、「過時」、「窒礙社會發展」的骯髒物。1966年，英國文化人類學傳統的領導學者之一的瑪麗‧道格拉絲（Mary Douglas），在《純潔與危險：污染與禁忌的概念分析》（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Taboo）一書指出，人類的「骯髒觀」，這種社會／身體的象徵系統中，純潔和乾淨其實是在宣示著自我的界限，而禁令與污穢卻反映、傳達出某種社會結構不論內在和外在的區隔與矛盾，透過這種區隔純淨與污穢的象徵體系，社會結構得以不斷自我延續。因此，究竟什麼是潔淨、什麼是骯髒？一切皆不必然有本質，都是以脈絡作決定。這個「不潔」或「不妥當」的認定，多出自於不合「常理的位置」。
諷刺的是，晚近由於急劇的社會變動，香港人開始重新「懷緬」或「消費」一些老行業，諸如麥芽糖、雪糕車、磨利刀和綉花鞋。幸運的如「翻新」成功的先達商店綉花鞋，昂然躋身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洪流，旅遊化成「香港終於有手信」的「手作仔」代表；天橋底補鞋佬，則急速被地鐵連鎖修補鞋履的大集團所取替，從此絕跡江湖。問題來了，就着「衞生」與「骯髒」的概念，究竟是否一些乾淨企理、光鮮體面的營生才有（被）轉型的價值？基層消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行業，則可生死由之？
有趣的是，就着類近的話題，梁文道在《他想開咖啡店》一文中就談到，香港從燒臘、花牌、點心、手造皮鞋到冷氣工程，皆愈來愈少後繼者。大家對於紀錄這些式微行業的興趣，似乎大於繼承。一切可能源於香港式懷舊，似乎停留在「想像中的本土」：「原來這就是想像中的本土，古老但要乾淨，又符合我們一貫的秩序觀念，又有不流行不骯髒的老風情。當年拆除城寨的那個香港，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今天的香港。批評城寨，請先回去研究一下它的歷史和面貌；懷舊，也請回想我們願不願意加入那個老舊的傳統。」
當然，世界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文化保育問題，如台灣的打草繩、草鞋業、茶業、手抄紙業、米粉業、打鐵業、石材工藝業、菸業、糖業、布袋戲、筍乾業、小吃業等。在相對開放的文化政策、多元的社會價值觀之下，各自默默找到一席之地。官塘國際鴿舍的淡出，又為香港帶來什麼啟示？
延伸閱讀~
日常生活的文化願景
文：小西
文化政策，似遠還近。
去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提出，要重組政府架構，並新設文化局，曾引起文化圈以及社會人士熱烈討論，廻響甚大。連帶地，社會上也多了有關文化政策的討論，實在值得高興。不過，對於不少人來說，文化是冥王星的礦石，離自己很遠，跟自己的生活無關，更莫論文化政策了。雖然，有關文化政策的討論在香港起碼有二十年之久，但討論一直局限在文化藝術界內，沒怎樣引起公眾關注。然而，跟過往的討論有點不同，去年因為政府計劃另立文化局一事而掀起的文化政策討論，卻終於有「入屋」之感。
記得去年電台有「烽煙」(Phone-in)節目談到文化局，當節目嘉賓提到文化政策不止是藝術政策，也跟人們日常生活的文化素質以及個人的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有關，文化政策不單管藝術，也管社區內的一棵老樹，有「烽煙」進來、強調「自己沒什麼文化」的聽眾恍然大悟：「咁又幾好喎！」（這樣說來，真的挺不錯呵！）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有一次有關文化局與文化政策的研討會上，我也曾碰上一位剛自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年青人，在聽罷會上各路英雄就着文化政策與文化權利的高談闊論後，這位年青竟一臉惘然的說：「乜文化政策唔係只關藝術事嘅咩？」（文化政策不是只跟藝術有關的嗎？）可見，文化政策在香港有「 入屋」的潛能，卻仍在「屋外」。
但為什麼說「文化政策，似遠還近」呢？正如同文梁偉詩所指出的，除了體現於民政事務署、藝發局、西九管理局等直接管理本地文化藝術事務的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本地的文化政策也體現於政府有關郊野公園、城市保育甚至國民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政策。換言之，文化政策中的文化，不單指藝術，更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按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 的定義： 「文化是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知識和情緒特徵，使一個社會或社群得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
雖然，文化政策看似分散於社會上的不同領域，但正如龍應台在〈文化政策，為什麼？〉中所指出的：「文化政策是一套聰明的辦法去實踐一個社會的文化願景」。但何謂「文化願景」？通俗一點說，就是我們希望過一種怎樣的生活？若果人們希望在努力打拼事業之餘，還能夠過着豐富的社區生活，足夠開明的政府則會透過城市規劃、共公空間、古蹟保育、社區建設甚至交通運輸等各方面，把人們的文化願景翻譯成具體的政策。
根據英國文化研究學者Jim McGiugan的分類，文化政策可以分為國家話語、市場話語與公民話語等三種類型。簡言之，國家話語是以推動（民族）國家文化的建構與發揚為目的，市場話語是以經濟的邏輯來規劃文化發展，而公民話語則以打造一地公民文化為念。三種話語代表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願景，雖然在現實中，這三種文化政策話語往往以混合的方式，滲透至生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就市場話語而言，追隨創意及文化產業論述近十年來在亞洲地區的興起，香港政府近年也開始大力倡議創意產業、創意城市等過去三十年來在文化政策領域內的當紅論述。在新一輪的創意產業潮中，文化變得有用，被視為有價，一方面人們相信可以通過將文化產品產業化，為中小企甚至政府創造營收利潤。另一方面， 則「以文化包裝產業」，或「把產業整合到地方的文化特色之內」（按台灣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的用語，即「產業文化化」）。就此而論，由利東街變身而成的「囍歡里」、由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改裝而成的「1881 Heritage」等所謂「古蹟保育項目」，都可謂近年的表表者。這些古老建築之所以被保留下來，主要是因為它們在歷史文化上的特色，可以增加這些建築的經濟價值。
至於國家話語，則散見於特區政府近十年來的種種國民教育舉措內。政府去年企圖於中小學強力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自然是當中的佼佼者。但與此同時，國民教育也見於兩間免費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前的宣傳片中，以至一直在民政事務局的支援下所舉辦的種種學界與民間的國情學習團。
至於公民話語，秉承殖民地時期的文化政策理念，香港政府一直將文化視為「恢復市民精神與體力」（Recreation）的文娛活動。結果，民政與文化政策長期渾然不分，跟歐美國家倡導的、以公民增權(Empowerment)為目的的公民話語剛好相反，現有的文化政策並不鼓勵積極的公民參與。簡言之，文化政策往往淪為馴化政策，時刻為社會打造無害的「公民」。
回到文首提及那位自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年青人的問題。無疑，藝術政策的確是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構成部份，但當文化工作者向政府部份努力爭取資源的時候，他或許該先先問問自己：他的文化創造到底體現了一種怎樣的文化願景？通俗一點說：他到底希望香港市民過一種怎樣的生活？
原載於《號外》4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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