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國家歌劇院(NTT)，秋天推出「秋天遇見巨人」舞台系列，發表多個音樂、舞蹈、戲曲、劇場演出，包括華格納歌劇《齊格飛》、雲門舞集《林懷民舞作精選》、陶身體《5
& 9》、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美國民主》等等。其中巴黎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圍城》，可能是最具現實觀照的一齣「經典改編」劇場。法國劇場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與巴黎市立劇院，改編卡繆（Albert Camus） 1948年的原創劇本《圍城》（L'État de Siège），講述彗星劃過天際後，病毒迅速蔓延。為免人心惶惶，名為「瘟疫」的獨裁者，現身西班牙小鎮宣布戒嚴，他與女秘書「死亡」推翻原來的統治者，開始監控人民，勒令實行一連串鐵腕政策。深陷恐懼的人們惟有跟隨集體意志服從命令，最後有人反抗、犧牲性命，才出現自由曙光。
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把演出設定在傾斜的舞台，多媒體屏幕中的彗星驟降，「瘟疫」與「死亡」分別身穿黑、紅皮衣現身，舞台上的世界突然進入「緊急狀態」。舞台上下層分隔的設置，突顯出由上而下的操控與奴役。服裝標誌着的階級特性也非常明顯，統治者的皮衣、同謀者中層人員的制服，與庶民們粗糙油膩的汗衫、便服。這些造型、舞台色調，讓《圍城》特別昏暗、封閉，乃至黑箱作業、頽然不見出路。劇中最荒謬的莫如庶民們要先領「健康證明」，才能被批出「生存證」(按:
以證實健康水平合乎公民要求)；但要先有領「生存證」，爾後才能以公民身份量度健康與否，以獲一紙「健康證明」(按: 必須有公民身份作前提，才能得到官方處理個案)。這部分舞台出現多張特別長的辦公桌，官方與庶民隔着相當遙遠的距離「討論」辦理證明文件的問題，加上傾斜的舞台地板，不對等的關係表露無遺。極權之下，人人如墮「無物之陣」，耗盡力氣，動彈不得。
《圍城》最後通過一位黑人演員扮演與強權對壘的「人民英雄」。人們在困境與恐懼中對生存零敲碎打的追尋，或魚死網破或絕處逢生。究竟誰是「異鄉人」，誰是「外來者」，誰是絕對權力，在21世紀的法國、歐洲以至世界，都是亟需深思的現實課題。
這也很容易令人想起，意大利當代哲學家喬爾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成名作《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裡，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以「假想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fictif) 或「政治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politique) 為名，實行凌駕於憲法的統治。統治者可以根據憲法中的黑洞般存在的「例外狀態」，將憲法及一切法律懸置，解散國會並實施軍法統治。納粹時期，希特拉正好利用這種憲法漏洞，將當時世上最先進的魏瑪共和憲法懸置，以永遠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為名，透過各種緊急狀態時頒佈的行政法例(regulations)，實現納粹主義的極權社會。所以「例外狀態」是非常危險的政治處境。如同911事件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藉實施「例外狀態」的權力，進行他的反恐戰爭。
參與《圍城》演後座談的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與林懷民老師，感嘆卡繆於70年前寫就的劇本《圍城》，在屢受恐怖襲擊創傷的歐洲依然有所啟發。導演坦言，不論是全球右翼抬頭、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熱浪，以至一系列美國、巴西、波蘭、意大利、瑞典、匈牙利的右傾領袖上台，恰恰是一個契機(或危機)，思考人類正在建造哪一種未來，需要哪一種希望和自由，我們如何克服恐懼、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公民，建構哪一種群己關係?
林老師進一步追問，卡繆既是信奉人道主義的法國作家，人道主義在歐洲還存在嗎? 現在的世界，以二十、廿一世紀的人類組成，並由生於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領袖帶領，年青人特別需要知道將來怎樣去選擇。選擇的可能性，已不是在超市選購商品那麼簡單微小，而是更深層次的選擇---我們信奉什麼，為什麼而努力，向人類哪種美好的價值邁進---一切遙遠又靠近。
劇場版《圍城》，把故事說完了。圍城中的我們，前路還長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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