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六)：獨立或另類，終究是關於自由的
詩：2012年, 西九第一塊獨立音樂拼圖...
由黃耀明牽頭的「文藝復興音樂節2012」，在萬人「獨立起義」的歡呼聲中圓滿結束。林一峰、周雲蓬、巴奈、黃靖、五條人、陳珊妮、左小祖咒等中港台與明哥同場獻唱，從下午三時唱到晚上十時多，在香港語境來說，已是馬拉松音樂會。過去，香港觀眾對這種音樂會模式的認知，通常來自慈善賑災大匯演，如民主歌聲獻中華、饑饉三十音樂會之類。今回的「文藝復興」背後隱伏着幾個關鍵詞：戶外、免費、自由和多元。
戶外、免費、自由、多元幾個元素看似平平無奇，想深一層，這其實是相當「唔香港」的。大部分香港人聽賞音樂的根是廣東歌，是令獨立音樂人有點「喵嘴」的CANTOPOP，睇騷文化更來自紅館。當台灣小清新盧廣仲都說，小時候夢想是來香港紅館開唱，香港人可能還是有點沾沾自喜。可是物換星移，不知不覺地胡士托的戶外、自由進出的音樂模式，成為世界大勢。戶外，縱是被動地受制於天時，卻是一種光天化日、自然開闊的舒坦狀態。放眼看去，赫然又與城市空間各種流動狀態並時而生。這邊廂，巴奈與周雲蓬跨刀合唱〈美麗島〉，聽眾掉進眼淚的河流，旁邊維多利亞港的貨船同在游移。人和天地合唱，原是一道人文風景。
正如龔志成談及接下來的「自由野」時，就說「香港人大部分人很少看海，雖然海就在旁邊。」因此，戶外造就的一種奇妙、自由的文化氛圍，又可以野餐聊天喝喝小酒，點點滴滴，正是戶內場地所不能比擬的。想當然的是，「文藝復興」和「自由野音樂會」還有一個關鍵詞：免費。有人說「文藝復興」得到不少名人助陣，看來錢多得很，辦個免費騷自是綽綽有餘...。然而，「文藝復興」作為基金會插旗定調之作，它所實現的，恰恰是黃耀明和好些藝術工作者一直在說的「文化權利」－－不論是玩音樂、談社會還是推廣平權精神，背後原是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和人權（Human Rights）。
睇騷文化中很難擺脫買賣和交換關係。去年的Clockenflap同樣是免費，畢竟低調。本年的「文藝復興」從一開始，便實踐網上免費登記取票的形式，和接續而來的「自由野」一起呼籲觀眾朋友來「自由叫、自由唱、自由跳、自由玩，盡情自得其樂...」。朋友笑說，「文藝復興」不是給人「聽音樂」的，象徵意義多於一切。既展示了「文藝復興」這個儼如概念股品牌的大中華視野和動員能力，以述行姿態公告天下它的自我定位，站在「主流與獨立之間偏向獨立多啲啲」。它的態度是開放的，只要你願意來，他們就唱歌給你聽。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文藝復興」的圍觀者，或者不介意充當臨記，完成這個在「文化權利」議題上的portfolio。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的多元，是與接力開唱的Clockenflap和「自由野」互為對照的。它們全都擠在十一月到十二月的三周內，在港「晒冷」式示現「非主流」音樂面貌。Clockenflap對香港獨立「音樂撚」意義重大，演唱的數十個國際獨立樂隊和香港獨立音樂單位，是不少香港獨立音樂人的精神奶水。「自由野」在獨立音樂的基本盤以外，更與不同藝術形式合作，涵蓋的音樂種類，有搖滾、爵士、雷鬼、古典、後搖滾、原音樂及非洲流行樂等，如同音樂小宇宙。而這三股力量，就是香港獨立音樂拼圖的三塊，放射出不同的光譜排列。對主流聽眾來說，即使「文藝復興」很香港很黃耀明、珊妮公主還是很明星；即使Clockenflap陌生得令人近乎只認識恭碩良；即使大家搞不清楚「自由野」究竟是草原野餐還是觀摩藝術。在主流CANTOPOP貌似傾頽的大勢下，2012年，西九第一塊獨立音樂拼圖「文藝復興」開動了。
1992年，世界首隊結合饒舌與重搖滾的樂隊同名大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面世，為整個九十年代新金屬(Nu-Metal)潮流開出一道航線。RATM把搖滾樂的剛性配合Hip-Hop極具社會面向的詞意，不兜圈子，直線批判美國政府所有的不公義，我們從此對「重型音樂」有另一層次的詮釋。回憶年輕時初次接觸RATM，其中一樣最震撼的衝擊必然是專輯封面上的照片。黑白相片裡頭有一個全身着火的僧侶，在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是要花一點功夫才發現到這是一張真實紀錄照：記者Malcolm Browne於1963年身處越戰後的越南西貢市，拍到僧人為抗議新政府受美國干預下企圖推行反佛教法案而自焚，死者法號釋廣德。紐約時報記者David Halberstam 目睹整個過程，寫道：
「我曾以為會想再看見那畫面，但一次已經足夠。火焰在人身上冒出，他的身體慢慢被摧毀乾癟，他的頭顱燒焦變黑。在空氣中瀰漫燃燒人肉的氣味，人體意外地易燃。在我背後聚集哭泣的越南人民，我震驚得哭不出來，混亂得不懂紀錄或發問，狼狽得思考也不能...他燃燒時動也不動，默不作聲，他的泰然與身邊的羣眾成為強烈對比。」
事件間接引發多宗僧侶自焚與後來的越南政變，人民重奪宗教自由，釋廣德被尊為聖僧。RATM推出專輯時所有舉動於那時的我而言都是極具顛覆性，最起碼我從不知道音樂與社會議題能如此結合，透過他們頭一次認識到南北越與美國的曖昧關係，認識到自焚扺抗的崇高意志。到了有YouTube的年代，釋廣德的片段在網上能隨時重溫。但 Halberstam 形容得好，心痛欲裂的震驚，一次已經足夠。
搖滾歷史中，還有兩個關於火的經典片段，一是 Jimi Hendrix 於1967年蒙特利流行音樂節，彈奏Wild Thing 時在台上把結他焚毀；二是1975年Pink Floyd大碟《Wish You Were Here》封面上全身着火的白領人士握手的情景。有趣的是這些火燄都不是源於憤怒：據說Jimi Hendrix 深愛着那一把結他，燃燒是奉獻，像祭祀；Pink Floyd封面有多個詮釋，空洞而故作自若的握手舉動與着火的身體成強烈對比，有說是影射所有商業上的虛偽。許煜在《佔領論》中談到火的意義，尤其是在社會運動當中冒起的火舌。他引作家傑魯安(Tahar Ben Jelloun)的《火祭》描述突尼西亞小販自焚的故事──一個完全的毀滅，以及重新奪回尊嚴的自毀。然後就是阿拉伯之春，全球佔領運動相繼發生。焚毀是傷感的，但平行出現重生的希望。
一位今年7月自焚並受重傷的藏人，去世前留下這樣的一段錄音：「我的人民沒有自由。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語言都消失了。」由於香港主流媒體隻字不提，我們都試圖透過不同外國媒體重構西藏的危難：僧侶自焚，警察不是送醫院，而是往死裡打；寺廟被鐵絲網圍了起來，藏民不被允許進入寺廟祈禱；僧人從幾年前的九百人下降到三百人，很多人被失蹤；小學生在學校只能學漢字，不學藏文；僧¬侶不能正常祈禱，沒有自由，像狗一樣地活着。去年我在展覽中用紙杯製成擴音喇叭，播放佛教銅罄製成的音樂，然後燃點，火的聲音混雜罄的聲音，最後所有都被火聲取代。那時我用了十八個杯，因為網絡媒體說有十八人死了。如今聽說今年11月初，四川報道當局將會嚴懲自焚者的家人，然後單單從11月到現在，就有二十五個新的自焚個案。
不知從何時起，無數出色的音樂人都高調支持西藏獨立：Beastie Boys、Red Hot Chili Peppers、Björk、Smashing Pumpkins、U2、Rage Against The Machine、Oasis、Bob Dylan等等。Björk更在 2008年巡演到達上海站時，把作品Declare Independence唱成「Tibet Independence」，或許是Björk英語說不準還是上海人英語聽力不好，竟然全場歡呼。其後中國文化部規定音樂會演出前必須先呈上歌詞審查，泱泱大國，卻膽小如鼠。既然審查，那麼所有獨立音樂實際上都必須要禁止：甚麼「青海獨立」音樂、「廣州獨立」音樂、「香港獨立」音樂、「台灣獨立」音樂...太可怕了。
所謂獨立或另類的音樂，終究是關於選擇。我們在消費或製作文化產品時，同時也在實踐我們的選擇自由。只要把這個選擇意識放回生活日常，不難發現創作從來都是會分泌抵抗單一化的成份。台灣饒舌傳奇人物大支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合作，把他誦經與對談的內容收錄於一首Hip-Hop作品內。歌曲談到短暫人生的無力感，達賴言道，只要是善，就不應以單一生命週期作為量度單位，儘管朝着善的方向就對了。
語言刪除、文化淡化、自由被奪、土地消失，我不能不想到香港的將來，其實殊途。我們沒有龐大信仰力量支撐，好像更容易屈服，更會逆來順受吧？藏人的自由，信仰被掠奪，情願以最暴烈亦是最個人的手段奪回尊嚴，向世界傳遞渴望自由的信息。在人世間的極權下，當所有方法試盡，他們只好捨棄身體，為不公義作一次單程的上訪。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上訪不會白費，早晚會得到回應。
詩珏失調：
梁偉詩－流行歌詞分析員、文化評論人、香港電台《思潮作動、文明單位》主持
黃津珏－獨立音樂人、自然活化合作社發言人、前數碼廣播電台《音樂聲明》主持
原載於《陽光時務周刊》第34-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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