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真是一處奇妙的地方，一百多年前是推翻滿清的革命基地；一百多年後，有人在香港發起「文藝復興」，藉香港在兩岸四地之便，大搞「文藝革命」。打鐵趁熱，西九「文藝復興音樂節」翌日，「獨立起義」的藝術工作者周雲蓬、巴奈、張元，再加上香港主場文化評論人潘國靈，又再聚首一堂。沙 龍 由 《 號 外 》 主 編 、 台 灣 文 化 人 張 鐵 志 主 持。從延安到中環，文藝與時代，究竟是理還亂、還是剪不斷？
中國獨立電影導演張元，在1993年拍出第一部以中國搖滾為題材的《北京雜種》。張元從85年開始唸電影、89年畢業，回顧當時中國電影的拍攝制度還是延續蘇聯的制度，只有十六家電影製片廠可以拍攝電影──「今天我們提到的獨立電影、個人表達，在當時是不敢提出來的。今天可以放映獨立電影，是有標誌性意義的，過去只能夠在家中自己放映。我對電影的感知也是懵懵懂懂的。童年時只知道”為人民服務”的說法，基本上沒有看過國外電影，能看的就是蘇聯，南斯拉夫以及朝鮮的。可以說，我在童年時代便失去了文藝談論的資本，只有八部樣板戲伴隨我們成長。」
張元的說法，讓中國歌手周雲蓬大為感觸，坦言他們這一代的成長，現實主義讓浪漫都被稀釋掉──「後來我寫歌，也淪入了現實主義，比如〈買房子〉、〈中國孩子〉。同時我也在反思，現實是否是平板的東西？晚上的夢其實也是現實，現實不僅僅是普通生活，是需要去發現的，還有很多神秘、荒誕的面向。要有能力去發現、觀察，然後唱出來、寫成小說、拍成電影。我們對外國作家比較寬容，譬如支持納粹的作家、學者。可能你對身邊的人更不容忍，比如對親人犯錯比較凶狠。政治的概念在中國非常狹隘，提到政治就是十八大，其實每個人沒有辦法不受政治影響，一切文學作品都不能脫離政治。想深一層，也沒有必要隔離開來，應該把政治看得幽默和寬泛一些。」
台灣原住民歌手巴奈，在「文藝復興音樂節」上與周雲蓬合唱胡德夫的〈美麗島〉，令人震撼至深。現實生活中，巴奈更深刻感受的，卻是個體生命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出生的地方，是一處大山包圍的封閉的部落，我的父母分別是卑南族和阿美族的原住民。現在回到出生的部落，發現一個狀態，老人都是用族語講話，我聽不懂。我甚至要到27歲才清楚知道，原來我不是中國人。二十多歲我到美國去，非常疑惑，在美國的黑人是什麼人？在美國的華人怎麼形容自己？他們會說是美國籍的華人。在台灣，我們沒辦法講自己是台灣裔的原住民。我覺得最可怕的是，我過去一直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情況的發生，還一直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說着率性的巴奈一臉惘然，把眉頭皺了又皺。
置身中環咖啡館沙龍的講者群，最能體現巴奈的文化身份混雜狀態的，可能便是香港主場的潘國靈。香港人一直被視為「文化雜種」，潘國靈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面對兩三文語和文化沙漠的「語言＋文藝」的雙重邊緣化，有着另一種困惑──「對於在香港學文學的香港人，是無法理解延安講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學附屬於政治，是一種陌生的說法。從時代來講，五四對香港人的影響更大，不是革命文學而是文學革命。是一輪從文學開始的思想轉變，這是與啟蒙息息相關的。我從小學階段已在看外國翻譯文學，中學時唸的是英文學校，普通話一直學不好，但又慢慢知道香港有文學。五四有點烏托邦的意思，我同時又對文學比較悲觀，看不到它的力量。有時會不禁問：人民需要我們嗎？文藝是需要一個環境的，昨天在看文藝復興音樂節的表演時，我衷心希望這不只是一場熱鬧。」
我在潘國靈幽幽的眼神中看到香港的影子，同時又感到香港的確猶如一處文化百慕達三角──什麼都可能消失、什麼都可能發生──文藝復興基金會的沙龍，從延安談到中環，這除了是一個從現代到當代的時間觀念，也是一個從中共革命根據地到前殖民地城市的空間概念。在這裡來自兩岸四地的文藝愛好者一起座談文藝，接下來，就是要一起策劃一場文藝對時代的逆襲。
對談紀錄節錄自【時代的變奏：從延安到中環】
講者：周雲蓬、巴奈、張元、潘國靈
主持：張鐵志
時間：2012年11月25日13:30—15:30
地點：中環和記大廈Habitu咖啡店
原載於《明報 》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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