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華語紀錄片節2012」與亞洲電影節同時於十一月揭幕，影癡們不免疲於奔命，滴着眼藥水裙拉褲甩趕場。本屆「華語紀錄片節」共二十三部參展電影來自兩岸四地，不但保持廣泛題材的展演，是次入選的紀錄片觸及更多「少數」甚至弱勢社群，如談汶川大地震中喪失兒女的家長尋求「再生育」的《活着》、談外藉傭工過埠新娘在台灣生活的《麵包情人》《夢想美髮店》、實錄家暴悲劇的《阿鼻》，還有澳門女同志現身說法的《櫃裡孩》。其中已然通過國內有關單位審查的《活着》，在「追查川震」還是禁忌的中國獲准放映，究竟如何說故事就夠耐人尋味。
《活着》描述痛失女兒的母親紅梅，與其他川震受害母親一樣，獲國家政策准許「再生育」，希望藉此填補家庭缺陷、讓孩子「回來」。紅梅周邊的鄰里友好，大部分都是亟欲再懷孕的川震家長。導演范儉從川震家長清明集體拜祭亡兒說起，到年逾四十的母親們、從汶川遠赴成都某醫院排隊進行人工受精，末段女主角紅梅在人工受精失敗後竟意外懷孕，彷彿大家都得到「遲來的幸福」。最後片中出現文字描述，報告在六千多個喪子家庭中，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三千多個家庭再獲麟兒。《活着》就以這些苦盡甘來的母親們，抱着孩兒歡天喜地地拍照作結。
在最後溫馨大合照的大銀幕前，我的心底一片冰涼，典型的「小團圓遮蔽大災難」，把受害家庭是否獲得真相和公義的焦點，轉移到「不惜一切要盡快把兒女生回來」的種種舉措，沒頭沒腦忙於傳宗接代渾忘國家社會價值的淪喪。我看到的是，被政策操弄得暈頭轉向的蟻民們。同一時間，另一齣令我深感震撼的獨立電影，則是中國應亮導演的《我還有話要說》。
應亮是本年度亞洲電影節的焦點導演。亞洲電影節歷屆焦點導演粒粒皆星，包括是枝裕和王小帥婁燁等。應亮歷年作品除了《我還有話要說》還有《好貓》、《背鴨子的男孩》、《另一半》和《應亮短片》等。誠然，《我還有話要說》在本年4月南韓全州電影節的「買版權」荒誕傳奇令人匪夷所思──中國當局為了阻止有關「楊佳案」的獨立電影《我還有話要說》在全州上映，竟欲出高價購下版權，條件就是不能公開放映，卻遭到韓版權方拒絕。縱然天價交易沒成真，應亮卻自此成為流亡者，旅居香港亦不免「被飲茶」──可是《我還有話要說》彷彿還沒被大家認真看過。
我所看到的《我還有話要說》，其實也是中國一名苦命母親的悲劇，還有點「仿紀錄片」的意思。應亮把論述「楊佳案」的焦點放在殺警者楊佳被捕後，母親靜梅為他準備衣物和審訊材料，不斷遭到偵查當局的滋擾和為難之外，更進一步被關進精神病院。最離奇的是，楊母竟在兒子處決後的好一段時間才知悉死訊。應亮在《我還有話要說》把情緒激盪的篇幅減到最低，轉而通過聲音敘事、靜物定焦，側面描繪出中國公民置身「中國司法制度」無物之陣的無可奈何──當司法當局上門找楊母時，鏡頭定在楊宅樓梯底，彷如長鏡頭映着只有人影閃動的暗角，這時候按捺不住的楊母大罵：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了？我們的國家到底怎麼了？（大意）；楊母在親友談論案情時，呆呆地在弄盆栽，我們就只看到一雙不知如何是好的手，不斷把盆栽轉來轉去；最後敘寫楊母在死訊封鎖的情況下，請裁縫師傅為兒子改衣服，情境動人。
當然，「華語紀錄片節2012」與亞洲電影節並非強國獵奇片或黑幕大揭秘，而是在在實現獨立電影的藝術世界，如何把關心人的種種課題通過鏡頭得到紀錄、言說和探詢。作為觀眾，縱然還抱持着「紀錄片是真的、實錄的；電影是假的、虛構的」的截然二分，現實世界彷彿已無法再談真偽。尤其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大大小小新聞或慘劇也只是臉書上的熱門消息，來得快去得快，連莫言得諾獎也好像已過了千年。可是，獨立電影正實驗着各式說故事的冒險、展示着看世界的奇異緯度，讓我們對於世界，不僅僅止於讚好或轉貼。
原載於《蘋果日報》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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