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

《敢觀舞台》──秋天遇見巨人──法式再現卡繆《圍城》 (2018.12.15)


台中國家歌劇院(NTT),秋天推出「秋天遇見巨人」舞台系列,發表多個音樂、舞蹈、戲曲、劇場演出,包括華格納歌劇《齊格飛》、雲門舞集《林懷民舞作精選》、陶身體《5 & 9》、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美國民主》等等。其中巴黎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圍城》,可能是最具現實觀照的一齣「經典改編」劇場。法國劇場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與巴黎市立劇院,改編卡繆(Albert Camus) 1948年的原創劇本《圍城》(L'État de Siège),講述彗星劃過天際後,病毒迅速蔓延。為免人心惶惶,名為「瘟疫」的獨裁者,現身西班牙小鎮宣布戒嚴,他與女秘書「死亡」推翻原來的統治者,開始監控人民,勒令實行一連串鐵腕政策。深陷恐懼的人們惟有跟隨集體意志服從命令,最後有人反抗、犧牲性命,才出現自由曙光。 

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把演出設定在傾斜的舞台,多媒體屏幕中的彗星驟降,「瘟疫」與「死亡」分別身穿黑、紅皮衣現身,舞台上的世界突然進入「緊急狀態」。舞台上下層分隔的設置,突顯出由上而下的操控與奴役。服裝標誌着的階級特性也非常明顯,統治者的皮衣、同謀者中層人員的制服,與庶民們粗糙油膩的汗衫、便服。這些造型、舞台色調,讓《圍城》特別昏暗、封閉,乃至黑箱作業、頽然不見出路。劇中最荒謬的莫如庶民們要先領「健康證明」,才能被批出「生存證」(按: 以證實健康水平合乎公民要求);但要先有領「生存證」,爾後才能以公民身份量度健康與否,以獲一紙「健康證明」(按: 必須有公民身份作前提,才能得到官方處理個案)。這部分舞台出現多張特別長的辦公桌,官方與庶民隔着相當遙遠的距離「討論」辦理證明文件的問題,加上傾斜的舞台地板,不對等的關係表露無遺。極權之下,人人如墮「無物之陣」,耗盡力氣,動彈不得。 


《圍城》最後通過一位黑人演員扮演與強權對壘的「人民英雄」。人們在困境與恐懼中對生存零敲碎打的追尋,或魚死網破或絕處逢生。究竟誰是「異鄉人」,誰是「外來者」,誰是絕對權力,在21世紀的法國、歐洲以至世界,都是亟需深思的現實課題。 

這也很容易令人想起,意大利當代哲學家喬爾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成名作《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追溯到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以「假想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fictif) 或「政治圍困狀態」(état de siège politique) 為名,實行凌駕於憲法的統治。統治者可以根據憲法中的黑洞般存在的「例外狀態」,將憲法及一切法律懸置,解散國會並實施軍法統治。納粹時期,希特拉正好利用這種憲法漏洞,將當時世上最先進的魏瑪共和憲法懸置,以永遠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為名,透過各種緊急狀態時頒佈的行政法例(regulations),實現納粹主義的極權社會。所以「例外狀態」是非常危險的政治處境。如同911事件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藉實施「例外狀態」的權力,進行他的反恐戰爭。 

參與《圍城》演後座談的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與林懷民老師,感嘆卡繆於70年前寫就的劇本《圍城》,在屢受恐怖襲擊創傷的歐洲依然有所啟發。導演坦言,不論是全球右翼抬頭、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熱浪,以至一系列美國、巴西、波蘭、意大利、瑞典、匈牙利的右傾領袖上台,恰恰是一個契機(或危機),思考人類正在建造哪一種未來,需要哪一種希望和自由,我們如何克服恐懼、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公民,建構哪一種群己關係? 林老師進一步追問,卡繆既是信奉人道主義的法國作家,人道主義在歐洲還存在嗎? 現在的世界,以二十、廿一世紀的人類組成,並由生於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領袖帶領,年青人特別需要知道將來怎樣去選擇。選擇的可能性,已不是在超市選購商品那麼簡單微小,而是更深層次的選擇---我們信奉什麼,為什麼而努力,向人類哪種美好的價值邁進---一切遙遠又靠近。 

劇場版《圍城》,把故事說完了。圍城中的我們,前路還長着呢。



 
原載於《文匯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