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政》──HONG KONG THEATRE LIVE，不可能的任務? ----從National Theatre Live說起（2014.08.18）

所謂NT Live，也就是英國國家劇院推出的全球影院英國戲劇「現場實錄」的播放。以NT Live為代表的好些劇場或舞台電影，一直是歐陸地區向外輸出表演藝術成果的文化速遞。舞台愛好者不必遠渡重洋，便能在香港院線觀賞到馳名遐邇的世界級演出。而在今夏播映NT Live之前，倫敦環球劇場的莎劇、法國巴黎歌劇院的歌劇，甚至莫斯科紅場的演出等等，也先後登陸香港院線，成績斐然。單就去年夏天的'Opera National de Paris'（巴黎國家歌劇院）系列，已放映了五套歌劇及三套芭蕾舞演出的現場錄影。這些演出都是2012-2013樂季的製作，擔綱演出的更不乏國際著名演唱家或芭蕾舞星。

表演藝術的「現場實錄」，固然是舞台演出中種種精湛演出、甚至舞台精密裝置的一次再現。先撇開該演出如何精采，更準確的描述，「現場實錄」或許更應該是一組文化套餐，盛載着首映紅地毯盛況、幕後花絮、導演演員訪問，甚至劇院周邊環境及歷史文化介紹等等。即如'GLOBE ON SCREEN'（倫敦環球劇場）系列的《第十二夜》，便由位於泰晤士河南岸的倫敦環球劇場外觀開始拍攝，然後才是黃昏後觀眾魚貫入場的場面。其中甚至有一名臥底觀眾，假裝酒醉後在舞台上小便，造成不大不小的混亂場面。這些頭盤美點，既是正文的開胃菜，也示現着當代劇場種種可能性。另一齣NT Live《覲見英女皇》，更在三個多小時放映中，善用了中場休息十五分鐘，介紹服裝組在事前所做的英女皇服裝研究。如在英女皇一生中穿著紫色套裝佔最高比例，佔30%，其次是藍色，約25%，而鞋子則永遠是不同高度的黑色鞋款云云。

作為劇場評論人，固然驚嘆於NT Live橫越全球三十個國家，一千多個場地播放的驚人覆蓋力。然而，我更關注的是NT Live或類NT Live的「現場實錄」的文化定位。與此同時，有表演藝術的歐洲經紀人斷言，表演藝術在下個十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應出現在亞洲。香港本土創作實現「現場實錄」的可能性，亦令人非常期待。

NT Live是一種非常具有吸金能力的劇場電影，尤其亞洲觀眾因為地理阻隔，特別願意花錢入場消費這些文化經典。據香港百老匯院線反映，NT Live在戲院播放的票房數字持續理想。但他們推廣這些作品時，每每陷入兩難---向娛樂版推薦的話，要吸引觀眾看的可是(相對)小眾的莎劇；想登上文化版的話，演出卻是眾星雲集(如《覲見英女皇》的Helen Mirren和《科學怪人》的Benedict Cumberbatch及Johnny Lee Miller)的劇場電影。結果，NT Live的香港觀眾群，往往只是維持在洋人小圈子或少數舞台粉絲層面，難以普及。說穿了，在香港每年大約有三百多種香港本土戲劇/劇場演出的數字來說，NT Live正在與這些本土演出，競爭/爭奪現有的三、四千名香港戲劇/劇場觀眾。如果，香港要成為官方口中的亞洲文化創意之都，從NT Live的模式出發，香港究竟有沒有可能「造大個餅」，吸引更多非慣性入劇場的觀眾，在非指定戲劇/劇場的演期 (大多是一個周末演三至四場)以外，都能隨時隨地通過HONG KONG THEATRE LIVE (香港劇場電影)，接觸香港戲劇/劇場?

香港庫存意識最強的劇團，如進念二十面體、非常林奕華，甚至香港話劇團，一直也有為演出進行拍攝紀錄。但大多是紀錄為本的錄像拍攝，以便日後用作宣傳或供同道檢索之用。縱然，非常林奕華於近月推出《梁祝的繼承者們》音樂劇原聲大碟，也是以演出周邊產品的形式面世。香港劇場/ 劇場演出，似乎還未能在構思演出伊始，便已加入「現場實錄」劇場/ 劇場電影的思考元素。可是，如果要談到HONG KONG THEATRE LIVE，原來早有先例。

2012年5月，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應倫敦環球劇場邀請，參加「2012倫敦文化奧運之環球莎士比亞戲劇節」，它的《泰特斯2012》成為第一個在倫敦環球劇場上演的粵語戲劇製作。活動結束後，由倫敦環球劇場負責現場拍攝的《泰特斯2012》電影院版，於2013年年底正式在香港院線上映，達五場之多。《泰特斯2012》的電影版，也是迄今為止最接近NT Live模式的香港舞台實驗 。鄧樹榮曾謂，「現場實錄」劇場/ 劇場電影，從拍攝之初，鏡頭 (如演員面部大特寫等)已為觀眾選取了觀演的重點，觀眾從中獲得的觀賞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再加上現場客觀空間特點 (如天窗透光)，說不定更能吸引觀眾，增加日後入場作實地觀摩的可能。

早於2011已引入歐陸CLASSICAL IN CINEMA的香港音樂藝術及電影文化推廣協會主席程沛威，坦言歐陸經典演出的電影院版，在香港的確愈來愈普及。就着HONG KONG THEATRE LIVE的可能性 ，程毫不諱言香港與歐陸觀賞表演藝術的客觀條件不盡相同。歐陸市場已發展得相當成熟，入場消費文化節目已是日常生活，再加上歐陸幅員甚廣，增加了觀眾「睇唔到(倫敦)現場睇NT LIVE」的誘因。香港本土卻一直面對觀眾數字有限，及放映空間不足的問題。想當然的是，從長遠香港藝術文化發上着眼，理論上，HONG KONG THEATRE LIVE是有需要實行的，現實上，香港劇場/ 劇場連真正的LIVE都缺乏場地演出，更遑論撥出現有空間加推HONG KONG THEATRE LIVE。此外，HONG KONG THEATRE LIVE的構思，亦涉及需要同時通曉劇場及電影拍攝的人才，乃至於價格高昂的攝錄器材的設置等現實考量。

當香港大部分藝團，還是停留在「社會服務提供者」的角色，生產相對廉宜的演出，並仰賴政府一至三年資助維生、大量人力資源耗費於計劃書與預算表之間。一切類NT Live模式的HONG KONG THEATRE LIVE，大概還是遙不可及。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

《文化論政》──香港「古蹟」點算好？！（2014.06.09）

這陣子，香港「古蹟」特別多，搶盡報章版面。這邊廂，沙中線古蹟愈掘愈多，宋井城跡天天出土；那邊廂，被活化為「元創方」的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暨前皇仁書院投入服務，成為港島區的標誌性創意文化中心。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同是有歷史故事的「古蹟」，所得到的待遇卻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有學者指出沙中線現古蹟事件中，政府一直抱着見鬼斬鬼遇佛殺佛的「先破壞、後發展」原則，堂而皇之上演「古蹟恐怖主義」（heritage terrorism）。先別論是否將遺蹟原址保育，要當局正視處理亦看似雞同鴨講。至於「元創方」的前身為1862年在荷李活道北的歌賦街皇仁書院，1884年國父孫中山先生曾於該校就讀。單從「古蹟」的「古」而言，雖云宋井城跡年代久遠於近代建築，可是，兩者所得到的冷處理和熱追捧，實在令人覺得精神分裂，幾疑置身於平行時空。然而，表面上看似南轅北轍的古物古蹟待遇，背後邏輯卻是一致的。高速發展作為城市都會的前提，創建交通網絡系統，自是優先處理。文創產業又是文化大都會的軟實力，在將來中區警署等逐一規劃為港島藝文基地之前，鴨巴甸街與荷李活道交界「元創方」，赫然便是該區文化大插旗的橋頭堡。

眾多亞洲城市當中，香港縱有所謂《古物及古蹟條例》聊備一格，整體來說可算是對「古蹟」最手足無措的「文化大都會」。觀乎近月不少香港人都盤算移民的台南，其生活及創業成本低固然吸引，更重要的是台南示範了大中華世界中醇厚的人文價值和社會氛圍。如果說羅馬是歐洲的露天博物館，台南也可謂是台灣的露天歷史博物館，明鄭時期、日治時代的建築遺跡雜然紛陳。其中最為香港文學愛好者津津樂道的國立台灣文學館，便是國定古蹟「台南州廳」，落成於1916，屬西洋歷史建築式樣。作為日治時期管轄的衙署、戰後的空軍供應司令部及台南市政府的原「台南州廳」，現時館內不但常設「舊建築新生命」建築展，更將有關的設計資料、大事記、建築美學深入研究發表。毗鄰的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前身更是建於1925年的台灣總督府殖產部成立的林務課辦事處。台南市政府乾脆將該區域內的有關古蹟，以湯德章紀念公園（前名大正公園）為圓心，整體以「府城文學地圖」為保育概念，與不遠的孔廟、府中街等「孔廟文化園區」遙相呼應。

至於自荷蘭人殖民統治以來、專司貨物進出的「德記洋行」（已整修為「台灣開拓史料蠟像館」）旁的安平樹屋，更專門委託劉國滄＋張瑪龍建築師事務所，以最低的施工量，讓樹屋能夠持續生命狀態，來表達現在的人與過去的牆之間的時間距離，以空間形式來創造歷史感，整體呈現「樹以牆為幹，屋以葉為瓦」的核心情志。當代的「古蹟活化」原不拘於「古蹟」在時間上有多「古」，或在「古蹟」內究竟發生過有多轟轟烈烈的歷史事件。一切往往取決於保育政策、城市自我定位、和直面歷史整理過去的決心、眼光和視野。想當然的是，「古蹟」可以活化，自然也可以產業化，較諸台南，台北就有大大小小的高招和點子。

台北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的誠品生活松菸店於去年八月中開幕。「松山」矚目之處，在於它被設計為集合文創商場、書店、藝術電影、表演廳、酒店於一身的文化區。該區原為日治時期的松山煙廠，建於1937年，2001年由台北市政府指定為第99處市定古蹟。2011年，第十三屆台北藝術節以「松山」為主場，主力開拓和宣介「松山」為嶄新的藝術空間，安排大部份演出和重點多媒體展覽在松山進行，藉此帶動藝術人口對「松山」的認識，確立第二個位於台北市中心的藝文創意基地的位置。同年十月，更於「松山」舉行台北世界設計大展，展示「以古董硬件盛載前衛藝術」走向國際化的決心，使得足有「華山」兩倍之大的「松山」，在「華山」愈見小資的走向下，全面發展成熟後將與規劃中的「大巨蛋」並肩作戰。

大有大搞，小有小趣。台北車站不遠的大稻埕，原為一大片曬穀廣場而得名，埕為台語「空曠之地」意思，原為一大片曬穀廣場而得名。自清末至日據期間，大稻埕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活動頻繁。至今每年以「年貨大街」聞名全台的迪化街，就是大稻埕的一部份，迪化街至今依然維持大量老店販售南北貨、布匹和中藥材，可謂是一種「活古蹟」。當中幾棟分別為閩南式店舖及巴洛克式裝飾建築，被重新裝潢推出，納入手作、慢活、創意的「小清新」文創基地，與傳統布行、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郵局等斑駁混雜 (hybrid)。

回到篇首要談的，究竟香港「古蹟」點算好。為文之日，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已發表《有關沙中綫土瓜灣站的考古工作概要》，並圈定「環境評估報告所建議的考古調查及發掘範圍」，指出除了一口宋代方形石井的保存情況良好，已原址保留，其他遺蹟包括耕作遺蹟、墓葬、石井、建築遺存已受到相當程度的擾亂。另一方面，「元創方」卻滿心歡喜期待1600隻紙熊貓大駕光臨。由此可見，自詡為「創意之都」的香港，其實不太關心本土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只希望將「創意」包裝成可吸引國際視線的景觀，當中的運作邏輯活脫就是中環價值的延伸。將「本土」（「元創方」）以保育及活化之名重新包裝，再將之向「全球」推售。「品牌」(branding)與將中西混化 (blending)，將本土與全球變成有自己特色而且活力的「全球本土」 (global) 。那麼，土瓜灣古井宋城想要原址保育，或許要等政府一錘定音，將之發展為歌影視古裝街？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

《文化論政》－－如何為香港表演藝術寫史（2014.02.11）

「如何把昨天之事轉化為值得銘記之史，正是史家的責任，也是藝術工作者可以騁力的空間」──張秉權

話說2010到2011年之間，筆者在國際演藝術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下稱IATC）旗下進行個別戲劇專案研究：《火紅與劇藝：學聯戲劇節初探》，追溯60至80年代「香港學聯戲劇節」的來龍去脈，從而考掘香港戲劇專業化的「史前史」。箇中經歷不但要像萬里尋親般大海撈針、踏破鐵鞋尋找人證物證，更滑稽的是直至研究成果付梓，依然尚有一期戲劇節場刊散佚不全。其實，不單是六七十年代，晚近半個世紀以來，香港表演藝術的庫藏意識薄弱，連最基本的作品資訊也未必齊全，正所謂「愈近愈無影，愈窮愈見鬼」。每每要到有心人就着某些特定課題進行打撈時，才驚覺一切儼如雪泥鴻爪無跡可尋。草蛇灰線猶抱琵琶之間，不得不「求諸野」。

對於香港缺乏表演藝術資料庫藏，更深刻的體會，來自過去一學年在學院講授「戲劇評論」的經驗。八十年代以來，香港實驗劇場品牌如雨後春筍般葱綠遍野，包括進念．二十面體、陳炳釗等的沙磚上、鄧樹榮何應豐的剛劇場等。各位卓然成家的香港劇場導演在藝術上各有成長、轉變、飛躍，可是香港劇場研究上，依然欠缺通盤對於香港劇場導演群像的紀錄及其美學的全面勾勒。縱然坊間不少戲劇書籍問世（如IATC不斷編印不同類型和主題的戲劇研究書刊；香港戲劇協會又出版了五輯《劇壇點將錄》），卻大都傾向入門式簡史介紹。即使是聚焦於個別香港劇場導演的研究，亦只截取某個特定時期的藝術取向（如《合成美學──鄧樹榮的劇場世界》，2004出版；《瘋祭圖譜──何應豐的完全劇場觀》，2006出版）。單看香港實驗劇場這一塊，香港表演藝術研究者，似乎較難從現存的資料整理窺見全豹。

上回同文小西，在敝欄【文化論政】高舉「香港需要表演藝術資料館」大纛，反覆論證了香港「為什麼要保存表演藝術資料」、「表演藝術資料乃文化報導與文化政策之所本」等關隘。放眼香港，除了爭取歷時十數載的電影資料館外，營運中的藝術資料庫藏大都處於零散「鑿石仔」式保存狀態，如余少華教授主理的中國音樂資料館、莫家良教授的《香港視覺藝術年鑑》編纂、IATC的《香港戲劇年鑑》與《香港戲曲年鑑》系列的出版等。就是大眾矚目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博物館也只能游擊地展出如《獅子山下‧掌聲響起‧羅文》與《他 Fashion 傳奇──劉培基作品展》，不但展期有限向隅者眾，有心人亦難以深化討論研究。較早前香港舞台設計師陳友榮猝逝，大批表演藝術工作者和舞台從業員即時在微博設立「這些都是EWING的作品」舞台圖片蒐集專頁，才令人驚覺香港表演藝術的精緻組成如斯；適逢梅艷芳逝世十周年，歌手黃耀明更呼籲政府應盡快設立「演藝資料館」，不必每每等到有藝術工作者過世才倉皇地東拼西湊。

更關鍵的是，梳理自身的文化系統，乃是一個文化創意城市自我定位與面向世界之始。君不見一海之隔的台灣，2007年已於台南市成立國立台灣文學館，特別重視台灣本土作家作品的整理與文學史資料保存及出版。換句話說，當香港藝文界不斷強調「香港表演藝術將會遇上西九藝文區的發展機遇」、藝術行政人員裙拉褲甩報讀文化管理一類課程來增值，香港原來還沒搞清楚對自身表演藝術的認知，對香港表演藝術的庫藏文化又抱着怎樣的一種取態？──所謂「香港需要表演藝術資料館」，說穿了，就是用一個公開、超越文字的媒介和形式，為香港表演藝術處理歷史、寫史，為香港本土文化做一種最沉默又最多嘴多舌的紀錄。

從香港實驗劇場來說，信手拈來的經典劇目和驚人數字多如恒河沙數──進念榮念曾2008年憑《荒山淚》，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旗下國際劇協頒發Music Theatre NOW殊榮；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泰特斯2012》在2012年5月參與「倫敦文化奧運之環球莎士比亞戲劇節」，成為第一個在倫敦環球劇場上演的粵語劇場製作；非常林奕華的《賈寶玉》在大中華世界四十多個城市巡迴演出共109場──這些作品，全都在香港首演發表、面對觀眾，最後飛得又高又遠。一旦沒有官方、公開的機構把香港一段段表演藝術歷史面貌記錄和保存下來，我們就只得仰仗個個藝團都能如進念，有極強的自我資料整理能力（按：2013年11月榮念曾七十大壽，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辦《榮念曾舞台如建築展》），並暗暗祝禱各大藝術頭子都像教父千秋萬歲，展覽長做長有，一眾後輩才能與這些美學脈絡的點點滴滴人海相遇。

進念作為香港旗艦實驗劇場，是香港庫藏意識最強烈的藝團，很早便明瞭存檔、資料整理的重要，可謂與台灣雲門舞集並列最積極從事「藝團資料庫DIY」的亞洲藝團雙擎。談到資料或資料庫，馬上會令人想到滿坑滿谷的塵封書籍文件；資料整存卻往往超越文字又包括多媒體影像、舞台空間調度的手稿、模型，甚至舞台服裝、道具的展示。恰恰在於表演藝術乃是一種時間空間結合的綜合藝術，紙面的文字評論固然可以體現其藝術價值，然而，就着舞台表演藝術獨特的一次性、現場感、空間感的呈現，卻需要更嶄新的進路，「見樹又見林」地為她「寫史」、「留影」。庫藏文化，橫越現在與未來。立此存照之餘，亦在在為日後香港表演藝術的普及和專業化，奠下重要的歷史基礎。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

《文化KO》－－你有幾得閒（2013.12）

2013蛇年伊始，敝欄從港漂、新生活運動、創意勞工、佔領中環、大西九、城市規劃與重建，談到香港文化政策。同文小西笑言我們的對談話題次次堅如磐石、硬如花崗岩，大概是中產雜誌如《號外》的「最趕客的殺人武器」。生活有輕有重，近月香港其實日日「重口味」，從免費電視發牌到行會保密制，我們不在忙的時候，腦子也沒有閒着，東張西望有傻氣有激氣。剛過去的十一月又是沒有公假的「黑字月」，想無聊一下喘喘氣也屬奢侈。

香港人對「無聊」的想像通常都傾向消費。要不精心計劃周日或年終放假時如何食買玩，蒐集資料比拼價錢比上班還要認真，實情是比工作還要累；要不腦中便馬上浮現幾名歐美遊客在東南亞著名慢活城市咖啡店悠閒久坐的場面，說穿了，那是對社會成功人物形象的投射。好些中環精英，機關算盡就是要讓自己趕緊在四十歲前退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慢活久坐。無奈不管是哪種對「無聊」的想像，大多都需要通過「墊支」前半生的營營役役來成全的。而「無聊」、「得閒」更非常容易便被推往傳說中的「香港精神」（按：肯搏肯捱）的對立面。

我一直對「無聊」、「得閒」的概念很感興趣，一方面我不能早起，一方面又喜歡現代社會中的種種「細藝」：像捧着歌詞本子讀歌詞、瀏覽並會記着種種似是而非的數據（例如男性在十三歲以後便少了流淚排毒的機會。眼淚是有毒的，女性流淚的機會是5.3，男性流淚的機會只有1.4，因此男性壽命多數較女性為短）、甚至自學紫微斗數。多少年來，我從沒有忘記研究院畢業時，恩師跟我說的一句話──生活的質量如何，不是看你攢多少錢，而是看你「有幾得閒」！

關於「無聊」、「得閒」，更遠古的記憶來自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修讀中國古典哲學，老師卻大談英國哲學家羅素的「閒散的智慧」──羅素說，西方人疲於奔命，對人對自然都不斷施加着權力。中國人（過去）懶在權力的伸展鬥爭，但卻勤於生活及勞動。在有生活餘糧的時候，中國人就會聽戲弄雀、喝茶聊天，還有就是欣賞古藝古董的玩兒，看來便似在閒散度日。西方人呢，忙着追求成就，擴張版圖；他們總會尊敬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的人，即使這些人在辦公室內所做的事情盡都傷天害理。羅素說認識中國多了，愈認為閒散是一種上佳的生活品質，也使個人能與群眾相處，身心平衡。這叫人想起上輩中國人的常識來。中國婦女的常識便異常豐富了，節儀慶典、禮尚往來、頭痛身熱、肝火濕滯、儲糧補衣、救急扶危…或許當人的常識貧乏，至要爭取及補給的，便是以往的生活閒情，而非西方式的功利進取──閒散作為上佳生活品質更慢慢生出智慧，再跟好奇做朋友的話，世界自然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有趣得多。

2009年底，我跟着朋友去跟師父學打座。雖然結果一如我學書法、芭蕾、中國舞、瑜伽、德文、日文、韓文般半途而廢，然而，卻開始明白「靜下心來」的重要。有一次去練習打座，正值被逼遷，打座班快要開始，我還在為如何安置滿屋書山書海愁眉不展，在一旁看着的梁寶山，一揮手便說：「你座完先講啦」。一個多小時的打座「內觀」後，一刻心地澄明，發現真正令人煩惱的，往往只是一種不想解決和面對問題的惰性，忟憎發脾四唔想諗嘢除了是一種即時情緒反應，同時也是一種逃避。最後，我動用了一整個聖誕假期來處理問題。一切，到頭來，原來都是在考驗一個人的「質地」。

「無聊」、「得閒」或許在現今的城市生活得來不易。我更關心的是，在「人人好唔得閒」的社會主軸下，我們以至下一代的想像力到哪裡去了。文化藝術、創意工業固然要有想像力，其實生活也需要想像力，對於未來也需要想像力，對社會、對世界更需要想像力。若干個世紀前，人類就開始想像鐵鳥在天空飛，鐵路延至窮山惡水，地球究竟是圓還是方，世界又可以如何大同得匪夷所思。有人會問永遠有多遠，寫小說真真假假到爆出魔幻現實，甚至西瓜原來可以是正方體。

過去的幾個月，因為新學年要教授新科目忙到東奔西走天昏地暗。每次擠地鐵回家時，我都會冒出自暴自棄的心態：「咁辛苦，不如食餐好啦！」終於三個月的頻撲中腰枝漸粗，好些裙頭突然窄得拒絕盛載我；我對生活不再有期望，只想食飽沖涼瞓覺，正如拋橙的小丑只想那九個橙持續飛舞不跌落地。無怪乎，香港線上的兩份旅遊雜誌可以咁好賣，事關背後隱伏着「城市逃獄學」中所描繪的逃逸慾望，「生活在他方」的都市反噬，和渴望無所事事的「hea爆」生活狀態。

黃偉文曾經在《俗》一書，嘗試為「hea」造（漢）字，認為應是「撐艇仔」（即「辵」）加「喜」，也就是開心地在遊走之意。咁講時講，你又得唔得閒，開心地在世界遊走呢？！

延伸閱讀~

好鬼無聊！

文：小西


本欄取名「City as Method」，即「城市作為方法」，開欄以來一直希望以各式的城市生活碎片為引子，直探我們日常生活的肌理。記得兩年前在講授一門有關香港都市文化的碩士課時提到，城市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成果，當中涉及大量複雜的基建、人力資源以及密集的人口，縱橫交錯，城市本身就是一個謎（可參考曾任職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的Kate Ascher的著作《解剖城市》(Anatomy of a City)）。怪不得，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尤其像紐約、東京、上海、巴黎那樣的全球城市政Global City))都似乎對「城市書寫」情有獨鍾，只要隨意走進這些城市核心的大書店，我們準會找到一大堆以該城市為主題的著作。就以位於紐約聯合廣場(Union Square)附近的老牌二手書店Strand Bookstore為例，它便有整整一個角落獻給紐約，由古老到現代，總讓外人有一種「紐約多自戀」的印象。

城市是個謎，城市生活就是個謎中之謎，有時要找到準確的文字，來把握與傳達箇中的三昧，實在是各路文人雅士與城市觀察家的頭號考題。要知道，在城市生活，人們更多時候經歷着的，是一種無以名狀的狀態、節奏與速度。所以，我覺得有時「城市書寫」更像對於紛亂複雜與充滿震撼的城市生活的避震器，讓都市人不致於在高度密集的感官疲勞轟炸中，震撼至死。不過，跟一般人心目中感官繽紛的城市形象相反，我猜不少人都會把都市生活描述為「恒常的無聊」。

對於「無聊」，城市人有很多相當傳神的描述語：「好鬼無聊」、「悶到喊」、「悶到震」、「悶到反艇」、「悶到無朋友」等等，不一而足。有趣的是，「無聊」本來形容一種欠缺意義與趣味的平板生活狀態，「好鬼無聊」、「悶到喊」、「悶到震」、「悶到反艇」等用語卻充滿了感官趣味，儼然是一齣又一齣絕無冷場的好萊塢電影。美國學者Elizabeth S. Goodstein曾經在《百無聊賴：沉悶與現代經驗》（Experience without Qualities: Boredom and Modernity）一書中指出，「無聊」或「沉悶」是現代的產物。現代的（城市）生活速度太快了，人人都追新逐舊，再新鮮的事物，明日甚至下午便會成為了黃花。一切來得，也去得快，結果現代以前人們從古老文化、傳統與習慣取得的生活智慧與生命意義都給淘空了，人們沒有了穩固的生命意義根基，只感到無聊。結果，人們只能在稍縱即逝的感官享樂中尋求無盡的剌激。很吊詭，無盡的剌激往往換更徹底的麻脾。生活無感，意義中空，生命就更加無聊了。

至於「悶到無朋友」，則更像孤獨的都市寄生族的自嘲。城市是人口密集之地，我們在城市中每一日都會碰上不少人，但由於數目實在太多，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又大多以事務關係為主（例如，巴士司機主要為我們提供交通服務，而非朋友間的情誼關係），都市人又是最孤獨的。記得本地獨立漫畫家李智海曾經用筆畫出這樣一個尋常的狀況：在地鐵車箱中，當眾人沉湎在發亮的平板電腦與手機的世界，只有一名瘦弱的男生打開紙本書，沉進一個更深沉的內在世界。然而，究其根本，無論是「打機」，還是讀書，還不是一樣的無聊？還不是一樣的「悶到無朋友」？

曾幾何時，上帝是世上所有陌生人的中介，人們相信通過神博大的愛，彼此能夠連繫在一起，不再孤獨，不再恐怕，不再無聊。但進入現代，人類自中世紀的神話巨夢驚醒以來，發現神退席了，只剩下工具理性與科技，宏大的故事也失效了，生命本身不再具有必然的意義。 我們曾經以為資訊科技可以替代神，將我們連繫在一起，但資訊科技不是神，世界解咒，我們仍然是孤獨的，資訊在我們之間流動，我們卻沒有真正的連繫上，我們的生活更加無聊。是的，好鬼無聊！

不過，無聊也有好處，套用Goodstein的用語，無聊為現代人帶來了「懷疑精神的民平化」（Democratization of Skepticism）。對於民平化的懷疑精神，城市人其實並不陌生，在周星馳、劉鎮偉等人的電影以至流行文化中，我們都看到種種不把假道學假大空放在眼裡的戲謔作品。不錯，這些作品的手法看來都很無聊，甚至「低俗」，但卻充滿了驚人的想像力。很弔詭地，正正是驚人的想像力為這個解咒後的無聊世界賦與了另一層「意義」。記得2010年訪美期間，曾經在紐約看過法國創作人Philippe Quesne的演出《L’Effet de Serge》。《L’Effet de Serge》很簡單，差不多沒有故事：故事中的主角Serge每個周日下午都約不同的朋友到他家中，分別觀看一個兩、三分鐘的「低科技」演出。例如，他會利用朋友駛來的汽車，跟屋內的星球大戰音樂配合，上演一幕「幻彩詠XX」。但演出最妙的地方，是每個演出後的尴尬dead air。Philippe Quesne很聰明，他對無聊的把戲，以及那些尷尬的dead air時間，都掌握得很好，化腐朽為神奇。這位仁兄的把戲很無聊嗎？是的，好鬼無聊，但他卻有足夠的想像力將無聊轉化為意義，並讓觀眾直面無聊本身。

原載於《號外》447期。

《文化KO》－－想像的本土與骯髒物（2013.11）

學院散炒，經常會遇上「年年開新科」的挑戰，這邊廂「藝術評論」剛唱罷，那邊廂「香港文化政策」又要登場。課堂講課，除了傳授知識，真正功夫在於感染和培養受眾對特定課題的敏感，以至真正的關心，同情共感。

上回，敝欄才剛說過，香港一直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政策，更無所謂成與敗。實情是，香港沒有文化局，種種涉及「香港文化」的政策，分別散落在城市規劃、古蹟保育、藝文撥款、廣播政策等看似互不干、各不相屬的香港社會系統和行政架構當中。只要睜開眼睛看看周邊點滴，赫然便會發現──你不關心（文化）政策，（文化）政策卻很關心你。換句話，也可以這樣說──你不關心文化政策的缺席與否，文化政策的缺席卻很影響你。此話怎講？

「文化本是平常事」（culture is ordinary）是文化研究系、入門第一課的修煉基本功。根據「最低限度的定義」（minimum definition），所謂「文化」是指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知識和情緒特徵，使一個社會或社群得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至於「文化政策」，更應該是指一個社會為了迎合某些文化需求，通過該時期可以取得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最優化調動，因而制訂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預的或不干預的行動的總和。

普羅大眾可能對「文化政策」四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實情是，我一講到利東街與囍歡里、菜園村與反高鐵、地產霸權與油街藝術村，這些無日無之又令人火滾的實例，就儼然是香港文化政策（缺席）的一系列的倒影。正如龍應台在《百年大計——請從文化始》就曾明確指出：「現代政府是一個龐大複雜的機器，內部有無數的輪子照著自己的規律在運轉。當這個龐大的機器結構裡沒有文化政策這個輪子的時候，文化是有可能被整個機器輾過去的。」

於是，踏入了新開年的九月，我彷彿陷入了一連串冤假錯案和鐵屋吶喊中。這一周有人打郊野公園的主意；下一周九龍東的大磡村說要被蓋孔廟，與黃大仙廟志蓮淨苑連結成民俗文化圈；再下一周官塘仁信里國際鴿舍被無情逼遷，香港最後一家賽鴿店的（即將）消逝，標誌着一個古老行業的滅亡！單看官塘仁信里的個案，有關當局在沒有任何數據、調查的情況下，就揚言國際鴿舍的白鴿會傳播禽流感。事實上，香港多次爆發禽流感，在仁信里經營長達34年的國際鴿舍，卻沒有發現過一隻帶菌白鴿，也從來沒有把鴿子放出來活動。所有鴿子均有定期注射疫苗，並由漁護處定期確證其衛生安全，合符標準。

而在經濟掛帥的香港，以國際鴿舍為代表的「老行業的社會意義」，不但一直沒有被正視；在發展巨輪中，諸如小販、補鞋匠甚至街市，更容易被錯認為是「不潔」、「無用」、「過時」、「窒礙社會發展」的骯髒物。1966年，英國文化人類學傳統的領導學者之一的瑪麗‧道格拉絲（Mary Douglas），在《純潔與危險：污染與禁忌的概念分析》（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Taboo）一書指出，人類的「骯髒觀」，這種社會／身體的象徵系統中，純潔和乾淨其實是在宣示著自我的界限，而禁令與污穢卻反映、傳達出某種社會結構不論內在和外在的區隔與矛盾，透過這種區隔純淨與污穢的象徵體系，社會結構得以不斷自我延續。因此，究竟什麼是潔淨、什麼是骯髒？一切皆不必然有本質，都是以脈絡作決定。這個「不潔」或「不妥當」的認定，多出自於不合「常理的位置」。

諷刺的是，晚近由於急劇的社會變動，香港人開始重新「懷緬」或「消費」一些老行業，諸如麥芽糖、雪糕車、磨利刀和綉花鞋。幸運的如「翻新」成功的先達商店綉花鞋，昂然躋身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洪流，旅遊化成「香港終於有手信」的「手作仔」代表；天橋底補鞋佬，則急速被地鐵連鎖修補鞋履的大集團所取替，從此絕跡江湖。問題來了，就着「衞生」與「骯髒」的概念，究竟是否一些乾淨企理、光鮮體面的營生才有（被）轉型的價值？基層消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行業，則可生死由之？

有趣的是，就着類近的話題，梁文道在《他想開咖啡店》一文中就談到，香港從燒臘、花牌、點心、手造皮鞋到冷氣工程，皆愈來愈少後繼者。大家對於紀錄這些式微行業的興趣，似乎大於繼承。一切可能源於香港式懷舊，似乎停留在「想像中的本土」：「原來這就是想像中的本土，古老但要乾淨，又符合我們一貫的秩序觀念，又有不流行不骯髒的老風情。當年拆除城寨的那個香港，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今天的香港。批評城寨，請先回去研究一下它的歷史和面貌；懷舊，也請回想我們願不願意加入那個老舊的傳統。」

當然，世界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文化保育問題，如台灣的打草繩、草鞋業、茶業、手抄紙業、米粉業、打鐵業、石材工藝業、菸業、糖業、布袋戲、筍乾業、小吃業等。在相對開放的文化政策、多元的社會價值觀之下，各自默默找到一席之地。官塘國際鴿舍的淡出，又為香港帶來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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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文化願景

文：小西

文化政策，似遠還近。

去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提出，要重組政府架構，並新設文化局，曾引起文化圈以及社會人士熱烈討論，廻響甚大。連帶地，社會上也多了有關文化政策的討論，實在值得高興。不過，對於不少人來說，文化是冥王星的礦石，離自己很遠，跟自己的生活無關，更莫論文化政策了。雖然，有關文化政策的討論在香港起碼有二十年之久，但討論一直局限在文化藝術界內，沒怎樣引起公眾關注。然而，跟過往的討論有點不同，去年因為政府計劃另立文化局一事而掀起的文化政策討論，卻終於有「入屋」之感。

記得去年電台有「烽煙」(Phone-in)節目談到文化局，當節目嘉賓提到文化政策不止是藝術政策，也跟人們日常生活的文化素質以及個人的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有關，文化政策不單管藝術，也管社區內的一棵老樹，有「烽煙」進來、強調「自己沒什麼文化」的聽眾恍然大悟：「咁又幾好喎！」（這樣說來，真的挺不錯呵！）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有一次有關文化局與文化政策的研討會上，我也曾碰上一位剛自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年青人，在聽罷會上各路英雄就着文化政策與文化權利的高談闊論後，這位年青竟一臉惘然的說：「乜文化政策唔係只關藝術事嘅咩？」（文化政策不是只跟藝術有關的嗎？）可見，文化政策在香港有「 入屋」的潛能，卻仍在「屋外」。

但為什麼說「文化政策，似遠還近」呢？正如同文梁偉詩所指出的，除了體現於民政事務署、藝發局、西九管理局等直接管理本地文化藝術事務的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本地的文化政策也體現於政府有關郊野公園、城市保育甚至國民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政策。換言之，文化政策中的文化，不單指藝術，更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按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 的定義： 「文化是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知識和情緒特徵，使一個社會或社群得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

雖然，文化政策看似分散於社會上的不同領域，但正如龍應台在〈文化政策，為什麼？〉中所指出的：「文化政策是一套聰明的辦法去實踐一個社會的文化願景」。但何謂「文化願景」？通俗一點說，就是我們希望過一種怎樣的生活？若果人們希望在努力打拼事業之餘，還能夠過着豐富的社區生活，足夠開明的政府則會透過城市規劃、共公空間、古蹟保育、社區建設甚至交通運輸等各方面，把人們的文化願景翻譯成具體的政策。

根據英國文化研究學者Jim McGiugan的分類，文化政策可以分為國家話語、市場話語與公民話語等三種類型。簡言之，國家話語是以推動（民族）國家文化的建構與發揚為目的，市場話語是以經濟的邏輯來規劃文化發展，而公民話語則以打造一地公民文化為念。三種話語代表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願景，雖然在現實中，這三種文化政策話語往往以混合的方式，滲透至生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就市場話語而言，追隨創意及文化產業論述近十年來在亞洲地區的興起，香港政府近年也開始大力倡議創意產業、創意城市等過去三十年來在文化政策領域內的當紅論述。在新一輪的創意產業潮中，文化變得有用，被視為有價，一方面人們相信可以通過將文化產品產業化，為中小企甚至政府創造營收利潤。另一方面， 則「以文化包裝產業」，或「把產業整合到地方的文化特色之內」（按台灣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的用語，即「產業文化化」）。就此而論，由利東街變身而成的「囍歡里」、由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改裝而成的「1881 Heritage」等所謂「古蹟保育項目」，都可謂近年的表表者。這些古老建築之所以被保留下來，主要是因為它們在歷史文化上的特色，可以增加這些建築的經濟價值。

至於國家話語，則散見於特區政府近十年來的種種國民教育舉措內。政府去年企圖於中小學強力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自然是當中的佼佼者。但與此同時，國民教育也見於兩間免費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前的宣傳片中，以至一直在民政事務局的支援下所舉辦的種種學界與民間的國情學習團。

至於公民話語，秉承殖民地時期的文化政策理念，香港政府一直將文化視為「恢復市民精神與體力」（Recreation）的文娛活動。結果，民政與文化政策長期渾然不分，跟歐美國家倡導的、以公民增權(Empowerment)為目的的公民話語剛好相反，現有的文化政策並不鼓勵積極的公民參與。簡言之，文化政策往往淪為馴化政策，時刻為社會打造無害的「公民」。

回到文首提及那位自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的年青人的問題。無疑，藝術政策的確是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構成部份，但當文化工作者向政府部份努力爭取資源的時候，他或許該先先問問自己：他的文化創造到底體現了一種怎樣的文化願景？通俗一點說：他到底希望香港市民過一種怎樣的生活？

原載於《號外》446期。

《文化KO》－－文化政策中的思想癌細胞？（2013.10）

（圖：高塘口@西貢東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被擺上枱，政府似要積極討論郊野公園用作建屋用地的可能。縱然，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哀嘆這是「思想癌細胞」，根本「諗都唔可以諗」，可是香港卻彷彿正式進入魔幻現實的世代，今天才有朋友笑言，下一個「獵物」說不定是馬場。一切看似匪夷所思，實情是當「文化觀點」沒有進入文化政策時，不管是舊區重建還是土地徵用，無一不理所當然地掉入經濟掛帥、遇鬼斬鬼見佛殺佛的發展巨輪。

話說，本年六月被倡議改名為「囍歡里」的灣仔利東街（又稱囍帖街或印刷街），由於市區重建計劃，罔顧利東街昔日為著名囍帖印刷及婚娶用品銷售門市集中地，於2005年11月實行業權復歸政府所有，使有關老店絕跡，並於2010年初封閉。最滑稽的是，市建另一邊廂，卻銳意將原來生機勃勃的囍帖街「標本化」，表示重建項目將命名為「囍滙」（THE AVENUE），將發展成住宅；基座商場部分，則命名為「囍歡里」（AVENUE WALK），強調建築上將採用灣仔特色的窗花及舊香港戰前階磚等；利東街的重要傳統事物，亦將安置於博物館，成為歷史文物，以保傳統風貌云云。

看上去很美，「囍歡里」背後的邏輯，明顯赤裸地把活生生的人殺掉後木乃伊化，恐怕實在難以令人「喜歡你」。鬧劇更無日無之，正如被倡議要發展成為「九龍的中環」（按：「起動九龍東」計劃）的官塘舊區，八月便傳出將來要易名為「街坊街里」的奇聞。虛假的街坊溫情、肉麻當有趣的命名無日無之，借用香港著名文化評論人黃英琦去年在〈文化局三問〉的描述：

「政府部門不去學習保養樹木，卻會馬上砍掉生病的老樹；市建局在重建項目中，把整個社區的歷史文化和本土經濟（如喜帖行業）連根拔起；漁護署官員不會用多少力氣阻止大浪西灣的公共海灘遭業主擅自以運輸車輾過，面對發展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非常被動；地政總署官員對新界丁屋失控的僭建，多年來隻眼開、隻眼閉，卻對停泊在南丫島榕樹灣的四十多輛單車開刀，並即場充公和壓扁……。」

近年政府轄下的重建計劃中，較有好下場的算是灣仔藍屋，是晚近「留屋留人」成功個案。藍屋是一列位於香港島灣仔石水渠街72號至74A號的唐樓。藍屋現已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因外牆被塗上藍色，故名。最初的重建計劃，擬定將藍屋內最有特色的木製樓梯、天花和內部結構作出更改或拆除，原有的居民將不會獲准在原處居留，附近的車房和小商戶更會被淘汰。為免社區網路將會被完全破壞，重建後淪為一座古蹟空殼，2010年聖雅各福群會提出申請，將藍屋活化成民間生活館，並會首次採用「留屋留人」的方式，包括藍屋、黃屋及橙屋的14戶居民繼續留住，並獲加建獨立洗手間、升降機及消防設施，並保留原有的香港故事館及導賞團，每周五的黃昏，藍屋更在小食店及糖水店之間舉行黃昏音樂會，成為與藝術中心、演藝學院遙相呼應的灣仔人文風景。

灣仔藍屋個案的啟發性，在於保育與人文社區可以有機連結在一起。正如剛於九月底因不獲資助而要遷出油麻地上海街404號的活化廳，恰恰便是將社區藝術與群眾串連起來，不論是邀請視覺藝術家為街坊設計月餅、舉辦雪糕車賣雪糕活動、六四單車遊行，還是出版《活化報》，皆是人文社區深耕細作的文化成果。從灣仔藍屋與活化廳的示範中，我們重新發現文化不是建幾個音樂廳或博物館裏，文化也不是可有可無的餘興和奢侈品，而是生活內容和質量。不幸的是，一切卻完全被（缺乏）文化政策所左右。

暑假的「文藝復興夏令營2013」，其中「文化政策」環節邀請了香港的茹國烈、黃英琦、周俊輝和台灣文化部李應平，談「香港文化政策的成與敗」。開講時，香港代表劈頭第一句便笑翻全場：「香港一直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政策，何來成與敗？」笑語背後其實盡是蒼涼，香港只是各種各樣的管理局（如西九管理局）和發展局（如藝術發展局），各據山頭互不相屬，整體政策又沒有「文化觀點」，經常出現曾灶財墨寶被抹走、皇后碼頭舊鐘被送往堆填區、維港不斷被填海的鬧劇。說句刻薄話，在火頭處處的霸地盤規劃重建中，「郊野公園用作建屋用地」，在腐朽的官方思維，已算是相當客氣。

近日，媒體的報道都集中在磅巷，也有朋友開始討論石塘咀將要面對的重建問題。磅巷是位於香港香港島上環的一條古老行人樓梯街，南北走向，最高南至半山區的醫院道。運輸署建議在太平山街至般咸道一段磅巷興建行人扶手電梯系統，磅巷周邊的卜公花園、般咸道休憩花園及食物安全中心部分地方將被徵用。至於港鐵西港島線，亦將要在石塘咀破土而出，隨着地鐵系統帶來的商場化、豪宅化戲碼上演在即。

最終，我們忽爾明白，無論你的家在哪，都可以是菜園村，一聲發展，就「唔留屋唔留人」。誰都知道損害環境、他人生活質量來成就虛無的發展都是「思想癌細胞」，然而，在文化政策缺席的癌症病人身上，「諗都唔可以諗」竟然變成「咩都可以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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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重建

文：小西

無疑，「重建」是近年公共領域的關鍵詞之一。在2006至2007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以前，「重建」議題很少出現在報紙頭版，更莫論大幅的報道。跟此前不同，在新一輪的「重建」論述中，不同的持份者開始引入「保育」的議題，而不再把「重建」論述局限在「賠償多寡」的議題上。與此同時，在新一輪重建與保育運動中，所謂持份者亦不再局限於在受影響地區生活與工作的「苦主」。故此，當2010年7月16日英文《南華早報》報道，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擬將西貢大浪西灣的住屋用地興建住宅及有機農莊時，旋即引起廣大市民注意，以保育之名，在Facebook發起群組抗議。同類的抗議，近年可謂屢見不鮮，在一個向來高舉發展主義的經濟城市中，的確是個人心思變的重大訊號。

然而，對於一個曾經是難民城市的地方來說，重建本來並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兒。事實上，由抗戰時期開始，由於當時香港邊境並無門禁，一直有大量內地難民南下避難。至1949年，國民黨敗走台灣， 內地政權易手，中共當政，就引發了更大量的平民湧進香港。然而， 對於民生，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一直採取愛理不理的態度。結果，大量南來難民只能像野生植物一樣， 因簡就陋地在無人的荒地或山邊搭建寮屋，臨時容身。要說當時港英政府有什麼都市重建計劃，要待至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才得以慢慢開展。

當然，香港近代最大型的都市重建計劃，要待至港英政府第二十七任總督衛奕信走馬上任後，才得以真正開展。1987年10月7日，衛奕信上任不久，隨即在立法局的年度發言中宣布：「城市再開發的關鍵在於土地發展局……政府希望在接下來的五年內，發展局將對城市環境產生實質性的積極影響。」之後，1988年，法定機構「土地發展公司」正式成立，香港戰後最大型的都市重建計劃，隨即開展。眾所周知，衛奕信是中國通，接任港督的任務之一，正正是在中英雙方簽訂聯合聲明之後，為英國殖民政府「光榮撤退」舖路，其中包括推出大量基建計劃（例如興建新機場），而這也是近三十年來都市重建計劃的其中一個重要背景。只可惜土地發展公司一直權力有限，因為收樓速度緩慢，直至香港特區政府在2000年成立市區重建局，取代原來的土地發展公司，並賦予更大權力，八、九十年代的都市重建計劃一直低度地進展。

或許，因為重建的速度較慢，對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來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都市重建的影響並不明顯。而且，戰後不少樓宇的確日久失修，其中不少更破舊至只有重建一途，所以當時有關重建的公共討論，大多集中在賠償問題，而非保育議題上。

然而，對於新一輪的都市重建來說，更重要的背景恐怕是全球新自由主義大潮自八十年代帶來的所謂「經濟轉型」。事實上，七十年代末，隨着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為了減低成本，香港工業把生產部門大量北移。結果，工業時代半生產半住宅的都市地段（例如九龍東）開始去「工業化」。雖然，本地工廈曾經有好一段時間有頗高的空置率，但大體來說，因工業外移而空出來的工廈空間，近年已逐漸為其他工業所租用，空置率甚至比商用辦公室更低。然而，為什麼近年特區及市區重建局的一個重建對象，正正是人氣不差的工廈？簡單來說，在一個金融資本主義當道、一切以槓桿財技巧取巨的年代，工廈或民居的潛在價值往往遠高於重建前實際所得利潤（例如租金）。 在一個「以空賣空」意識形態當道的年代，「百業興旺」自然不及「 熊市暢旺」。

記得2010年訪美遊學期間，曾經觀賞過加拿大劇團2b theatre company的一齣後金融海嘯之後反省之作《Invisible Atom》。《 Invisible Atom》是獨腳戲，故事很簡單，是關於股票經紀「原子」（Atom）先生，對於人類社會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速度之反省。獨腳戲的主角，是自小被遺棄的孤兒。雖然他自小孤苦，但卻憑着個人的努力，事業有成，最終成為了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新貴。但金融危機卻突然讓他有機會停下來，想一想：「若果發展不是無限的，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將要依靠什麼來繼續發展下去？」他想到的答案是：靠破壞，靠拆毁已有的，來換取更多。

固然，的確有不少市區樓宇因為日久失修，亟需重建。但在新一輪的全球都市重建大計中，更主要的動力恐怕是巨大資主主義機器的賺盡邏輯吧，而都市重建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股「創意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力量。

另外，正如上次引用美國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學說所指出，在全球一體化與同質化的年代，近年全球各地開始出現所謂「文化轉向」的現象。跟其他的商品不同，文化商品或活動的特點在於「獨一無二」，而這些所謂特點大多經由當地社群，經年累月的共同（in form of commons）打造而成，而企業與資本家則透過這些文化商品或活動的「獨家租值」(Monopoly Rent)，媒取巨利。更有甚者，企業與資本家更至會挪用當地本土文化特色，重新妝扮地產物業，讓物業的價值翻兩翻。君不見近年市建局與發展商如何大量挪用保育運動的語彙和符號，「囍歡里」也好，「街坊街里」也好，不過是重建與保育跨界混種的結果。若說這種發展思維是「思想癌細胞」，大概這部發展機器也像癌細胞一樣，適應力強，遇神殺神，遇佛劈佛，有本事通過「創意破壞」，反過來壯大自己。


原載於《號外》445期。

《文化KO》－－想像大西九（2013.09）

7月27日，西九海濱長廊的《香港春浪音樂節》在暴雨中唱至尾聲。天氣惡劣兼夾現場人流管理安排不善，結束後觀眾群情洶湧力數二十宗罪，紛紛哀嘆「次次喺西九搞騷，都冇好下場，想不到香港春浪都難逃一劫。」仲話慘過水浸爛尾的七一「維穩騷」。作為一名參與過《文藝復興》和《自由野》大型露天音樂節的觀眾，當然不得不承認《香港春浪》方方面面都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更關鍵的是，西九海濱長廊的展演空間，既是目前線上提供香港戶外最大音樂展演空間的「大房東」，究竟如何逐漸改變香港觀眾的聽賞習慣？甚至與周邊已然成形的藝文空間隱形連線，成為香港最具特色的文化區？

在炎夏辦《香港春浪音樂節》，明顯實驗着要把台灣「春浪」的理念移植，把唱慣墾丁南灣、鵝鑾鼻公園的歌手們，放到維多利亞港來唱唱看。情況一如去年的《文藝復興》和《自由野》，也儼然是類近於台灣《簡單生活節》和《野台開唱》的搬演。其實，香港觀眾對戶外音樂表演的印象，大都來自過往就着重大天災人禍而來的籌款活動，如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或西九中天地的《演藝界512 關愛行動大匯演》，乃至於滑稽收場的添馬艦《維港巨星匯》等。因此，在入場數字「西九破萬人」的前提下，西九海濱長廊的展演空間任重道遠，能否在硬件上造就戶外音樂展演空間的常態化，且拭目以待。

西九「春浪」之前，筆者七月到台北華山LEGACY睇騷時，赫然發現前身為酒廠的華山文創園區開了電影院，令本已具備LIVE HOUSE、藝術或書籍展覽場地，還有創意產業的銷售點、茶藝館和酒吧等等的華山，具備更強的硬件和多元性。另一邊廂，台北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的誠品生活松菸店於八月中開幕。誠品松菸店矚目之處，在於它被設計為集合文創商場、書店、藝術電影及表演廳於一身的文化區。而誠品首度進軍酒店業的處女作「誠品行旅」亦將於年底開業，務求打造松山成一座繼台北華山後，一塊更進取、更嶄新的文創基地。

話說早在兩年前的暑假，2011年我到台北參與第十三屆台北藝術節時，主辦方已以松山為主場，主力開拓和宣介松山為嶄新的藝術空間。2001年，前身為松山煙草工廠的松山，由台北市政府指定部分建築物為市定古蹟，經過長期的規劃與整建過後，台北藝術節2011安排大部份演出和重點多媒體展覽在松山進行，藉此帶動藝術人口對松山的認識，確立第二個位於台北市中心的藝文創意基地的位置。同年十月，更於松山舉行台北世界設計大展，展示松山「以古董硬件盛載前衛藝術」這走向國際化的決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雜地說了這些，主要是我一直認為大眾對非常具爭議性的「西九文娛區」的想像，其實還不夠。與其糾纏在戲曲中心的外觀美觀與否、英文譯名該如何政治正確，豪宅區無端端擺放幾坨吹氣巨屎是否眼冤，倒不如看看「西九藝文區」或「西九文娛區」如何連結該區的藝文條件，成為「大西九」──百老匯電影中心、與八和會館有場地伙伴關係的油麻地戲院、富有殖民地建築特色的油麻地警署、廣東老街模樣的上海街等等，還有去向未明，但又位置一流的油麻地果欄。

油麻地果欄建於1913年，以前是九龍水果批發市場，是珠三角一帶對水果批發市場的俗稱。初期，商鋪只以草棚搭成，直到1920年代至1930年代，香港政府才開始批地讓欄商興建固定樓房，至今尚可見到不少具戰前特色的裝潢。目前果欄中常設約200個水果攤檔，每天凌晨一時至五時都會進行水果批發、競投、交易、轉運等工作，每天約合共銷售約50,000 箱水果。在2009年12月18日，果欄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油麻地果欄長期以來都是香港和九龍市區的水果批發集散地。但據剛發表於《JET》的〈油麻地果欄一百年 生果熟透之後〉數字顯示，果欄近年頗受連鎖超市及買手另覓批發地的影響，搬貨量銳減。如果有一天，果欄式微，一直沒有公佈具體發展方向、更不知花落誰家的果欄，佔據着黃金地段，可以轉型為什麼呢？──我天真又大膽的想，可以做LIVE HOUSE。

在香港LIVE HOUSE大部分處於半地下的狀態，包括以HIDDEN AGENDA為代表的工廈音樂展演空間，一直受困於過時的工廈條例，要不以「曲線生產」（按：「現場表演是為了錄製DVD」）來交代營運狀態，「文化生產」在妾身未明之下偷雞摸狗；要不就如香港唱作人馮穎琪，為了想搞LIVE HOUSE而被逼開餐廳，也就是中環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不輟地在做音樂教育和音樂表演的工作。參照台灣的例子，如今不少前線歌手、知名樂團皆發跡於LIVE HOUSE。LIVE HOUSE甚至是現今（非）流行音樂「分眾時代」中，非常重要的音樂發展沃土。從文化願景來說，香港最欠缺的，原是各種藝文空間的平衡和想像力。如果果欄可以成為「香港華山」、「香港LEGACY」，搭配同區的電影院、戲曲中心、戶外表演空間、大劇院、藝術館、展覽館──「大西九」終於齊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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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是西九的原型

文：小西

是的，今次談西九誠品，一所還在紙上談兵階段的「書店」。

當然，空穴來風，並非無因。其實，香港誠品開業一年，便曾聲言三年內希望在中環和九龍再開三家分店。早前有報導指，誠品曾與多間商場洽談，其中包括位於尖沙嘴的The One。此外，誠品也曾表示對西九與活化後的中環街市感興趣，有意在該兩處開店。 而且，西九誠品也並非僅僅「神女有心， 襄王無夢」。其實，早在香港誠品開業不久， 西九管理局成員之一榮念曾，便曾在局中提出，在西九文化區開設誠品店的可行性。

然而，文化區需要書店有什麼出奇？且以誠品過去的「戰績」，進駐西九，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但誠品只是「書店」嗎？根據早前的報導，誠品與商場洽談開分店事宜，除了談租金優惠， 也談商場管理，要求管理部份樓層。換言之，誠品不單「賣書」，便是一門地產生意。其實，熟悉誠品的業務發展都知道，「賣書」從來都不是誠品的主業，售賣高檔生活消閑品與服務，還有商場管理才是。

其實，誠品集團正式成立於1974年，最初並不是書店，而是以餐旅事業起家，代理進口歐美廚房設備。及至1989年，第一家誠品書店才正式開幕。之後 ，第一家誠品商場在1994年開幕，誠品正式踏足百貨零售業，以「連鎖不複製」的方式經營，結合地方的文化特點，將書店空間逐漸轉化為綜合的「生活消費空間」。慢慢地， 逛誠品，人們不單可以看書買書， 還可以飲咖啡，挑選禮品，購買文具，甚至看展覽和演出。換言之，自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誠品的自我定位已不再是書店，而是商場。

其實，一年前，誠品正是以同樣的營銷理念，與香港希慎集團合作，以優惠租金進駐「重建」後的希慎廣場。所以，當報導傳出，誠品與商場洽談開分店事宜時，要求管理部份樓層，也就並不奇怪。事實上，誠品與企業甚至政府合作，以文化重新打造並代理營商空間，早有前科：2010年，誠品從台北市政府取得管理權的台北車站地下街商圈是其一個例子，至於同文梁偉詩提到，位於台北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的誠品生活松菸店，則是另一近例。

然而，文化不是從來只賠不賣，為什麼近年不少企業甚至政府，都「忽然文化」，將「創意產業」的論述高唱入雲？其實，一直以來的「創意產業」論述，都比較側重如何將具市場潛力的文化產品產業化（即所謂「文化產業化」），從而為中小企甚至政府，取得營銷利潤。誰不知當台灣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在一次「文化．產業」研討會，提出「文化產業」的觀念時，其實也同時指出，所謂「文化產業」除了包括「文化產業化」，更包含了「產業文化化」。根據陳其南的解釋，「產業文化化」意味著「以文化包裝產業」，或「把產業整合到地方的文化特色之內」。就此而論，誠品的確是「以文化包裝產業」的典範。固然，香港誠品開業一年，本地文化人如陳冠中等，曾批評誠品在香港拒絕本土化，跟誠品原本的本土化行銷方針，也大相逕庭。然而，香港誠品本就是誠品集團西進的第一站，市場本就定位於中國內地以至整個大中華地區，開業一年，卻並沒有把產業整合到香港的地方文化特色之內，也就並不為奇。況且，跟將「本土化」高唱入雲的台灣社會不同，誠品西進，面對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哈台市場，似乎更標榜帶點異域奇觀性的「台灣本土」，至於這是基於文化政治，還是純粹市場的考慮，便不得而知了。

美國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經指出，跟其他的商品不同，文化商品或活動的特點在於，在全球一體化與同質化的大潮中，這些商品或活動都視為「獨一無二」，而這些所謂特點大多經由當地社群，經年累月的共同（in form of commons）打造而成，而企業與資本家則透過這些文化商品或活動的「獨家租值」(Monopoly Rent)，媒取巨利。文化有價，它就像神仙棒一樣，在新世紀的創意文化經濟的體系內，有能耐把原來看似平平無奇的衣食住行，點石成「金」，並在連鎖蝶變的效應下，讓企業的股價翻兩翻。

回到擬想中的西九誠品。基於誠品在「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方面豐厚的往蹟，西九管理局會想跟誠品合作，自然不過。不過，以誠品一路以來的營銷方針，他們的野心肯定不止在西九文化區開設分店，而是以「連鎖不複製」的方式，結合文化與生活消閒，管理「西九大商場」。然而，西九本身不就是一個「大商場」？只是比一般的港式商場有文化。就此而論，誠品本來就是西九的原型，在誠品生活松菸店與誠品生活西九店之後，誠品的下一個目標會否是中國內地某個城市的整個創意文化園區？


原載於《號外》444期。

《文化KO》－－佔中，終究是「KAI爆」的浪漫──從反資本主義到爭取普選（2013.08）

如果今天有人說起「佔領中環」，大家一定會立時想到由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牧師牽頭的「佔領中環」（按：全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運動。香港人總是善忘的，在大概一年半之前，香港其實已出現過一次「佔領中環」運動。2011年10月香港爆發的「佔領中環」，可謂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浪潮下的亞洲漣漪。

「佔領華爾街」（按：Occupy Wall Street）是一連串主要發生在紐約市的集會活動，行動靈感來自2011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9月17日，近一千名示威者進入紐約金融中心華爾街示威，警方更一度圍起華爾街地標華爾街銅牛堵截示威者。「佔領華爾街」的目標是要持續佔領紐約市金融中心區的華爾街，以反抗大財團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以及金錢對民主、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對法律和政治的負面影響。同年10月，「佔領運動」蔓延到紐約以外的美國城市華盛頓、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等，更發展成全球的「一起佔領」（按： Occupy Together）運動，遍及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大洋洲各地。10月15日開始全球各大城市串連，台北、東京、首爾、香港、吉隆坡都加入響應。

2011年10月15日開始的「佔領中環」，其實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香港抗爭運動──抵抗着標誌了社會不公和剝削的「資本主義」，如左翼21等社運團體和社運仔女在中環滙豐銀行大廈中庭空地上，帶同帳蓬睡袋集結佔領，實現着長時間的另類「反資本主義」生活體驗──佔領者指出社會99%的打工仔女，正在用自己的血汗供奉着1%的富豪級階層。因此，嘗試掙脫主流固有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實行以物易物、馬拉松讀書會研討會來探討香港社會問題，包括廢除MPF、製訂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及租金管制等，乃至反核。「佔領中環」釋放着「另類選擇」的氣息，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佔領達人」到來交流切磋，如荷蘭一批佔屋運動者、日本代代木公園的佔領專家、南韓的佔領藝術家金江等等。聲勢一時無倆。

慢慢地，未許不是「佔領中環」的運動形式太斯文、太另類，媒體的鎂光燈逐漸退場。隨着2011年11月中，紐約市當局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行清場。「佔領中環」亦在2012年6月底，被匯豐以取回業權為理由要求示威者撤出。縱然到了最後，（9月11日）佔領者正式被驅逐，長達11個月的「佔領中環」告終；「佔領中環」所意味着對香港人對「資本主義」「地產霸權」的覺醒，希望經濟在更公平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中運作，饒有深遠意義。物換星移，2012到2013香港社會政經局勢波譎雲詭，「佔領中環」成了另一場社會運動的代名詞──2013年1月，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呼籲佔中者在2014年7月1日在中環進行堵路，從而透過是次運動，向中共中央爭取香港普選行政長官。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相比起第一代「佔中」更戲劇化之處，在於與其說「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是一場社會運動，毋寧說這原是一次道德感召──號召一萬人，在事前簽署約章，路人不得中途加入。佔領者在佔領完畢後要到警署自首，估計可能因此留有刑事案底或失去工作。今回「佔中」一出，由最初被大眾嗤之以鼻為「KAI爆中產書生論政」，到「佔中義工」陳玉峰被「低調通緝」，愈聽愈似層層，慢慢有更多人被感動，再誕生了代表香港各專業行業的「十大佔中死士」──香港還只是戴耀廷設想中的「醞釀期」和「裝備期」， 6月9日假香港大學舉行的「佔中」商討日被擠爆、左派報章日日對「佔中」狂轟猛炸，大家都熱血沸騰起來，磨拳擦掌想要快點到「對話期」和「行動期」，萬人堵堵路來看看。

一先一後的「佔中」，不論在跨國資本主義或國家本位的格局中，都係「KAI爆」甚至無用的。彷彿與中國大陸把香港七一大遊行定性為「撒嬌」一樣，無傷大雅、人畜無害。然而，我卻天真的相信，世上很多革命的起始都不免「KAI KAI地」，大家都懷抱着烏托邦的想像，覺得世道不該如此，悲慘世界中不能再悲劇下去，才「KAI KAI地」想着反封建結束帝制、「KAI KAI地」宣揚平等解放黑奴、「KAI KAI地」設想男女平等平權、「KAI KAI地」爭取同志婚姻。「KAI KAI地」，有時候是希望、覺醒、另類、選擇的同義反複。無論成敗，兩回「佔中」也是「推翻－解放」的先聲。正如寫於兩次「佔中」之間的《佔領》，「雖千萬人吾往矣」原是一種「KAI爆」的浪漫──

「我佔領全城路徑 我佔領我腦內國境 便覺醒 我佔領同袍和應 我佔領來爬上塔尖刺穿 眼睛 摧毀 權勢堆積的堡壘 來草擬新規矩 誰人來摧毀 含咖啡因的思緒 來吞乾這一杯清水 尋脈搏 造細胞 刺激新 味蕾 你控制浮華亂政 你控制你背後暗影 是個影 我佔領懸崖絕嶺 我佔領來爬上塔尖 刺穿 眼睛 考驗 理念結聚一刻變天 同渡血河 共濟災禍 慢慢滲入對付塔頂一巴仙」（詞：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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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佔領」？

文：小西

同文梁偉詩把「佔領中環」形容為「KAI爆的浪漫」，「甚至無用」，我不肯定這是否確切的判斷，因為歷史的進程，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對於一個開展了只有半年的運動來說，現階段即來一番成敗論英雄，可能還是言之過早。但梁偉詩說得沒錯，現在我們提到「佔領中環」的時候，大概只會想起由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牧師牽頭、以爭取全面普選為目標的「佔領中環」行動，而不是大約一年半前發生的另一個「佔領中環」行動。

早有評論指出，以爭取政改為目標的「佔領中環」，其實骨子裡是相當保守的，因為它的大前提並不是要推翻大部份現有的制度。事實上，戴耀廷開宗名義便說：「這建議並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搞港獨。」換言之，戴耀廷等並不是要搞革命。相對而言，在2011年受美國「佔領華爾街」啟發而生的「佔領中環」行動，矛頭卻直指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體制，是活脫脫的一場革命。當然，兩個「佔領中環」，手法雖然接近，但目標卻截然不同，本來很難相提並論，我也無意由此定高下。然而，說兩者無關，似乎又說不過去。記得最近戴耀廷在一次「佔領中環」的公開活動中，提到：「其實之前早已有佔中啦，七一留守政總便是！」（大意）。可以這麼說，沒有之前為時年半的「佔領中環」，甚至七一留守政總的行動，開啟更多普通人對於「佔領中環」的想像，這一次的「佔領中環」行動便可能沒那麼快為人們所接受，水到渠成。

今次的「佔領中環」會否成功，或許還不是時候下定論。對於運動牽頭人的誠意，我也是由衷的敬佩。不過，我想我們還得先想想：何謂「佔領」？事實上，戴耀廷自己也說，「佔領」只是一種政治搏弈的手段，跟中央談判的籌碼，只要中央答應落實真普選，便不用真的進行「佔領」。而戴耀廷等之所以選擇「佔領中環」，是因為「要癱瘓香港的金融中心，令其運作受阻」，攻其弱點，以作為終極的談判籌碼。以此而論，之前多次的七一留守政總，背後也有類似的觀念，即僅視「佔領」為一暫時的手段，用以追求另一個更高層次的目標。另外，就算今次的「佔領行動」宣佈，他們將會「無限期」佔領中環，但因為佔領只是手段，究其實，行動並不是真的「無限期」進行下去。換句話說，對今次的於行動者，他們只透過創造出一種「例外狀態」，達至另一些終極目標。

但「佔領」可以就是目標本身嗎？就以歐美甚至拉丁美洲的佔屋與佔廠運動為例，在大部份的情況下，「佔領」本身就是目標。就以七十年代紐約市的佔屋運動來說，隨着當時紐約市與洲政府財政拮据、社會整體經濟不景，大量單位（尤其實是位於近郊地區的房子）由於屋主無力繼續償還債務而棄置，貧無立銳、政府任其自生自滅的低下階層，開始自行闖入棄置單位，為自己尋找安身之所。後來，進入八十年代，隨着全球經濟走向新自由主義，資本家與紐約市政府開始向這些給佔領的單位打主意，地產物業再次奇貨可居，於是引發了一連串的驅散佔屋者與佔屋者相應的反抗行動（可參考Seth Tobocman的經典漫畫War in the Neighborhood）。當然，佔屋者最初只是為了求存而佔屋，行動背後不一定具有一套深遠的政經思想體系。但隨着佔屋者組織起來，形成社群，他們開始反問：到底土地與房屋（或者說，居住權利），只是供人賣買交易的利有財產， 還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若果房子長期空置，我們到底應該只以私有財產為念，還是以人們的基本需求為首要考慮？換言之，由佔屋行動所引發的，是一層更根本的思考：我們建屋，到底是為了什麼？在今次的「佔領中環」行動中，跟一般人的想法相似，行動者認為，香港現在的種種問題（包括房屋問題），都源自不公義的政制，若果真正落普選，雖然不能說所有社會問題隨即迎刃而散，但起碼為解決社會不公義狀況提供了充分條件。換言之， 今次「佔領中環」的行動者，主要把種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寄望於一個「完善」的代議政制上，而並非像紐約佔屋運動般，反問自己一些更根本的問題，並透過具體的行動直接改變日常生活的肌理。試想想，對於屈居劏房的低下階層來說，到底是寄望「完善」的代議政制，還是直接佔領長期空置的單位，能更有力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更能引發大眾思考「為何建屋？為誰建屋？」等問題。有時，我甚至會忽發奇想：若果在中環工作的不同階層人仕，自行佔領自己所在的工作空間，除了更徹底地癱瘓中環之外，會否也會引發更多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日常生活，釋放出其他的可能性？

當然，我並不否認政制改革對當下香港發展的逼切性，但與此同時，我們是否也應該好好思考「為何建屋？為誰建屋？ 為何工作？為誰工作？」等更根本的問題？別忘記，在年半前的「佔領中環」甚至「 佔領華爾街」的行動者的眼裡，代議政制本身正是問題，而這將會為現正如火如荼的「佔領中環」行動，帶來怎樣的啟示？

原載於《號外》443期。

《文化KO》－－魔鬼在細節裡，天使也在細節裡 （2013.07）

2003年，我在英國遊學，沙士肆虐、哥哥離世、七一百萬人遊行，一概沒有親身經歷過，可是一切總是「這麼遠、那麼近」──因為網絡，縱是關山阻隔，資訊依然暢通得匪夷所思，足以讓我成為最缺席的在場者。零三七一當天，窩在宿舍看即時新聞和視頻短片，黑衣抗廿三條、一百萬人上街，還有朋友傳來的現場消息。萬水千山，一個人，不在場，還是，哭了。

我不知道「香港人」在什麼時候覺得自己最「香港」。一位非香港出生的朋友說得切中肯綮，就是當你覺得那塊地方發生的所有一切，都與你息息相關且牽動你心底的真感情，那麼，你與那處地方，彼此已是「命運共同體」。說起來像浪漫得不着邊際，實情是，不必肉麻骨痺地宣之於口說「家在香港」或「家是香港」；「命運共同體」從來都是最日常最世俗的一回事。

本科的時候，學習中國古典哲學。《老子》第十九章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頗有爭議。當中的哲思卻如當頭棒喝，道理可能很簡單，當社會大搞清潔運動的時候，外在的環境衛生大概已出了問題。這幾句話，或者可以這樣說，當世道不再高揚仁義、聖賢和巧智的時候，可能就是真正和諧、人們生活得最淳樸自然的時候。2013年，當「家是香港」全港的公衆參與運動和主題曲《同舟之情》（張學友、陳奕迅）被標舉，社會大眾的「離心力」大概已超標，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此也很容易理解，同是由陳奕迅主唱的《主旋律》，甫面世第一天，便被閱讀為與「功能歌」《同舟之情》對着幹的「明志」之作──以情歌包裝隱喻中港關係貌合神離：「現在你賜予任務，然後我受命如奴，再爭辯，和諧無路訴」。

賓尼迪˙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條分縷析了一個民族把自己視為「想像的共同體」的關鍵。而標誌性的民族苦難、社會事件，也是建構出群眾向心力和認同感的充要條件。在零三七一之前，八九六四把「香港人」帶到街頭，颱風下沉默抗議殺人政權，是香港公民身份覺醒的重要一頁。零三七一更是面對「殺到埋身」的國家機械狠狠說不。說實話，我對香港何年何月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感到惘然，可是，當我從《反抗就是罪名》一書知悉近年因為公安惡法和政治檢控的遊行人士和示威者的數字逐年攀升，如何把所有人都推向對立面、扣上恐怖份子的警暴，赫然便是人類歷史上重複過無數遍的極權的最大警號。

零三七一我不在香港社會的情緒低氣壓中。一三七一前夕，卻有「佔領中環」「愛字頭BB」和「杯葛維穩騷」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局勢波譎雲詭之際，我在三萬公尺的飛行中默默埋首於陳冠中的《盛世－中國，2013年》，廿一世紀的烏托邦小說，原是二十世紀梁啟超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鏡像。《新中國未來記》想像「孔子降生後2513年，即西曆2062年」，中國維新成功。梁啟超在書中發表大量政論，並假託主張君主立憲的黃克強，和主張法蘭西式革命的李去病，月旦時政。陳冠中《盛世》異曲同工，讓何東生和方草地等「和平對話」，剖析強國安內攘外的鴻圖大業，全在一時之盛。

在國家本位的藍圖格局中，赤裸裸地令人想到，香港原是如此微不足道，彷彿在「充份利用」之後，保住戰略位置就好。事實上，香港作為革命基地的傳統格局每每倒過來「病去如抽絲式」滲透大國暗流，從悼念六四、反國民教育到嚴正拒捐，香港的「壞孩子」本色叛逆到底。八九六四、零三七一之外，天天都是彌賽亞時間，真正救贖不在於年年七一「集體散步」，每每是思考模式、價值取向、道德界線。魔鬼在細節裡，天使也在細節裡。

陳冠中《盛世》中，有一處有趣的情節。就是2013的強國人所以如此「亢奮」、如此高歌猛進，全因為國人都喝了國家加料供應的食水，瘋狂的烏托邦想像，一切始於造假和監控。小克寫詞的《主旋律》乾脆剖白「相愛很難」──「旋律牽引著弦樂，情感 總有深淺厚薄，誰於五線譜雕刻上 承諾，誰於拍子機複製出假快樂。在最重要的一句哭，大時代的小插曲，記錄太多筆跡，十年廿載相識，音符內摸索。舊日你有你邁步我有我邁步，愛若是藍圖，永不用設起圈套。你要我讓步我要你讓步，旋律與音階粉飾了憤怒」。據說，小克是得到創作團隊的鼓勵，應該好好運用香港僅餘的創作自由，免得將來連隱喻都不能寫，那就後悔莫及。

六月九日「佔領中環」商討日前夕，我有幸訪問「佔中女作家」陳慧。說到為何「拋個身出來」帶頭做佔中先鋒，她氣定神閒，溫柔而堅定的說：「世上有很多事情沒得選擇，但善良是可以選擇的。」那一刻我心頭一震，在電台直播室中苦苦忍住眼淚。一切都在歷史重演，如同我在零三七一當天、電腦屏幕前的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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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的彌賽亞時刻

文：小西



今年是七一十週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向來有逢「十」回顧或紀念的習慣，今年七一也不免俗，由於由零三七一至今已有十年，近日民間也開始出現好些有關七一十週年的活動。筆者近日便出席了一個學院舉辦的回顧七一十年的小型討論會，參與的都學界與社運界的積極份子，或從公民社會的發展，或從後殖民處境，或從階級政治，或從本土運動的興起，回顧過去，探問當下的狀況。具有真正的分析意義也好，或純粹找個藉口，好讓相關人等能夠好好坐下來，分析眼前嚴峻的情況也好，常常跟時間競爭（不管是媒體曝光時間，還是社會現狀的發展）的社會改革者，有時的確需要稍稍歇息，整裝（再）上路。不過，熟知傳統歷史學範式的都知道，近二、三十年發生過的事件，根本還不算歷史，因為它們仍然是「當代」的一部份，更莫說近十年了。七一十週年，若要回顧香港近十年（尤其是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軌跡，又該從何說起？

或許，我們首先要問：為什麼是七一十週年呢？換一個方式問，我們為什麼會以零三的七一作為「七一」的起點？有人認為，之所以以零三七一作為「七一」的起點，是因為當年特區政府企圖為廿三條立法，結果促使了五十萬市民當年七月一日上街抗議，並成功逼使政府收回方案，故此零三七一實在具有「分水嶺」的意義。

然而，零三七一之前，就沒有七一（遊行）嗎？事實上，若我們把時間推前，我們會發現，在零三七一以前，七一遊行早以存在，而一些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七一文化（例如遊行議題與手法的多元化），也在零三七一甚至回歸前早已萌芽。

試看一篇有關當年七一遊行的報道：「在政府慶祝回歸歌舞昇平之際，十多個民間團體昨遊行「唱衰」特區政府，從成立臨立會到近期尋求人大常委釋法事件，大數回歸後政府惡行，市民是「回歸兩年，足兩年」。由前、專上學聯、民主2000、藍絲帶行動 、香港新婦女協進會、中港民主促進社及落實子女居港權家長會等逾十個民間團體舉行的「唱衰特區政府大巡遊」，有近五百名市民參加。」（《蘋果日報》，2009年7月2日）雖然零三七一前的七一遊行，參與人數少則數十，最多數百，但零三七一後的多元議題早已在2003年前浮現。此外，有遊行人士更高舉一個貼上行政長官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入境 處處長李少光相片的自製的花圈，以及兩支由白色垃圾袋製成、並寫有倒轉「董」字和「梁」字的「回歸兩年祭 」白色旗幟，也有遊行人士為支持爭取居港權的內地人士，在（舊）政府總部外上演街頭劇。由此可見，近年開始為媒體注意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其實早已湧現。當然，若要正本清源，這一類鼓吹多元議題、具有 文化行動色彩的集會遊行形式，可上溯至1997年6月30日（即主權移交前夕）在遮打花園舉行的「另類慶回歸」集會 （由「另類慶回歸聯席」主辦）。 從一開始，七一遊行就不只最後抵達政總數人頭的群眾政治，七一向來具有嘉年華的色彩，2009年反高鐵運動期間所提出的「快樂抗爭」，其實早有前科。當然，這種「快樂抗爭」可以再上溯至主權移交以前，部份年青社運人士對當年以支聯會、民主黨等為首的過時社運大佬文化的小惡搞與小抗衡。

然而，有論者認為，七一的多元色彩正正反映了九七後本地民間社會無法建構「統識」（Hegemony)。我們知道，只有多元發聲，沒有縱橫連合，結果往往民間力量之間的互相消耗，而在日趨互不信任的社會氛圍中，民間力量之間的多元角力，則慢慢墮進敵我二元對立政治的圈套中。近年泛民陣營中層出不窮的內部分裂，自是明證。到底是因為「儘快落實雙普選」等普世價值太虛，無法對應不同階層的具體訴求，還是因為主權移交以後，香港從來沒有經歷徹底的解殖民洗禮，讓七百萬從殖民時代走過來的市民，洗心革面，成為真正的（具有主體意識的）「公民」，這似乎要留待下一個十年來解答，與解縛。

記得1997年6月30日晚上，我跟一夥朋友從佐敦嘉利大廈出發，沿敦彌敦道，然後經天星小輪，遊行至當時正在舉行回歸大典的會議展覽中心外。由於警方設定人流限制，我跟朋友只能站在老遠的示威區，等待主體移交。由於當時的網際網絡的發展還沒有現在那麼發達，沒有3G網絡的現場即時傳播，我們就只能在想像中感受回歸的轉折。還記得當時天下着雨，當腕上手錶的指針踏進「七一」時，我突然覺得空氣彷彿有一點不一樣了，但四週又其實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或許，這才是我心中那個真正的「七一」，而我相信，或許人人心目中，也有一個這樣或那樣的「七一」，之後的所有的七一遊行，也不過是這些「七一」的派生而已。若要真正回顧「七一」，或許我們正正要回到這些尚待梳解的彌賽亞時刻，正面我們在這個命運共同體中的自我。

原載於《號外》442期。

《文化KO》－－ 青春與叛逆──革命、社會運動的想像？ （2013.06）

每年踏入五六月份，媒體開始紛紛細數「當年今日」六四消息，就像「六四前的廿四天，學生開始絕食」、「24年前今天 第一代民主女神屹立天安門」。倒計時式圖文報道，不但提示着六四這個日子的臨近，也重新把受眾捲入歷史軌迹，和那種山雨欲來的國難情緒。學生運動乃至學生絕食，一直是純潔無塵光環的代表，如果在一個政權腐敗得連學生也要上街，逼得尚未涉世的學生，也要走到絕食這一步，大概已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談學生運動，條件反射地令人聯想到「五四運動」。五月初，「五四運動」在一次青年活動中被錯指為「尊重和包容」，連日已有不少前輩學人撰文釐清謬誤，此處不贅。我更感興趣，其實是清末的「公車上書」。所謂「公車上書」，專指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一千兩百名舉人，於北京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當時為1895年春，參加乙未科科考的各省舉人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銀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地十八省與中國東北舉人接連響應，共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各省舉人與數千北京官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光緒帝。上書過後，康、梁即參加會試，結果，康因「帶頭鬧事」從第八名降為二甲四十八名。梁啟超亦被清廷故意棄而不取。 所謂「公車上書」，源於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漢代孝廉，皆乘公家的馬車赴京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稱為「公車」。「公車」就是學生士子的代稱。「公車上書」被認為是後來康梁推動君主立憲的「百日維新」的濫觴。既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是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開端。

中國人素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未能「學而優則仕」的，大多寫寫詩詞戲文遣興抒懷。在帝制中，考生們以「妾身未明」的nobody上書則意義非凡。縱然有歷史學家謂這只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但已開創出在野有識之士以公民身份上書議政的先河。當然康梁赴考時年齡已不小，但士子代表着社會的赤子之心、最無權無勢又無私的一群，來提倡改革，也使得康梁一夜間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改革人物。這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去年「學民思潮」領頭掀起的香港「反國教」運動──最初「只是」由學生從「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到課程具體內容發現了魔鬼細節。學生既在「學」，也是「民」，最後發展為全港「反國教」社會運動。

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嘗試以「新民」為旨，將晚清這「老大帝國」論述為「少年中國」，激揚變革之風氣。回頭細想，其實士子、青少年這些「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很多時候是被歷史想像和美化了。歷史考證指出，「五四運動」時北大學生遊行至「賣國賊」曹汝霖住所，原是非常匆忙和衝動的決定，連其中關鍵情節「火燒趙家樓」，也在毫無計劃兼草率狼狽的情況下發生。這一點，與群星拱照的愛國電影《建黨偉業》的五四唯美鏡頭，大相逕庭。

講歷史的人，多是技藝高超的電影剪接師。有匆匆過場的「公車上書」，也有大書特書的「五四運動」，大時大節更如check point。2011年，當媒體鋪天蓋地談論和慶祝「辛亥百年」的時候，我心底裡一直疙疙瘩瘩的。1911年辛亥革命的確成功了，但當年革命黨人要從中華帝國蛻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華麗轉身」，卻一直沒有完成。2013了，我們不用穿清裝、拖着長辮子，卻一直活在呼喚德先生、賽先生的「晚清」，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民主和普選，一直由「城堡的尖端」維持着香港這個「不要解殖」的政治例外狀態。

剛過去的幾個月，法律學者牽頭以「佔領中環」來向阿爺爭取普選。「佔領中環」最微妙之處，恰恰在於今回「佔中論」是由一批中年學者發起，沒有青春叛逆的氣息，而是一場呼籲四十歲以上中產及高學歷人士加入的「和平萬人堵路」行動。事前要簽署約章，不設中途加入，完事後參與者將自行到警署自首。既不青春又不太叛逆的「佔中論」一出，大家都彷彿有點不習慣，好像從未出現過不是「動員青年人和市民大眾齊來參與」的社會運動，受眾都好像手足無措。

我想，與其把「佔中論」視為書生論政、講多過做，倒不如把它視為一次想像力的突襲。究竟我們對革命、社會運動的想像，其實是從何而來的？要後生？要人多？要勇武？要犧牲？要道德感召？「公車上書」也是史無前例呀。或者，歷史的歸納永遠是遲到的，有時候，臨界點爆發的一瞬，甚至是無解的，就像武昌起義實驗誤爆的那枚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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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真可愛青春?

文﹕小西


踏進六月，自然叫人回想起二十四年前的天安門廣場運動，而「青年」與「學生」曾是運動的主體。事實上，翻開中國近代百年歷史，在社會運動的場域，從來不乏青年與學生的踪影。有說，儘管學生(尤其是大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但由於他們還未進入職場，階級屬性較為曖昧，加上時間較具彈性，適逢求知慾最旺盛之年，各式社運場合也就不乏學生的身影。

台韓港三地的新世代青年/學生運動

事實上，青年/學生運動近年在東亞地區，可謂風風火火。遠的不說，在香港，2006至2007年的天星皇后碼頭運動與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都以青年為主體。至於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更主要由一群中學生帶動，可謂「江山代有才人出 」。碰巧的是，2008年南韓大規模的反輸入美國牛肉運動，也是一群中學女生與高中學生所發起；至於台灣近年的野草莓運動、樂生院運動等，就更讓不少台灣新世代為此流下了汗水與眼淚。雖然，不同的地方各有自身的獨特政治經濟與文化語境，三地新世代的青年/學生運動還是有一些相通點。

首先，跟前代的青年/學生運動相比，新世代青年/學生運動所面對的，不再是凡事訴諸赤裸暴力的傳統威權政體。當然，你可以說，在台韓港三地，國家機器的巨爪仍然無處不在，但在(有限的)民主制度的監察下，新世代的青年與學子所需要面對的，似乎不再是性命的危險，而是繁瑣的司法懲治與執法部門雷厲風行的鎮壓。

第二，新世代運動中的青年與學生，都生長在相對富裕的社會環境，而且隨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受教育的人口與程度都相對地比前代為高。當然，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並沒有拉近經濟上的貧富差距。事實上，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生態中，新世代的青年與學子不再能像前代的少數菁英，由於天時地利人和，盡享社會步入經濟起飛初期之利。再加上新自由主義肆虐全球，新世代的青年與學子由出生那一天開始，已需要面對無盡的競爭。試想想，對於不少前代的社會精英來說，大學文憑曾是黃金飯碗的通行證，只要順利的畢業，

要找份前途美好的穩定職業，根本不是問題。與此相對，三至四年的大學生涯，反而成為了自由與浪漫的實驗空間。但現在的大學生呢?不計本業繁重的學業，「見習計劃」、「交流計劃」、「上莊」等等都差不多成為了每一位大學生的基本步，擦亮履歷的資本。可以想像，在這個奉行森林定律的大環境中，青年與學生除了自身的焦慮與不滿，對於社會上的普遍不公義，也就更能感同身受。

新世代的運動形式

第三，相對於前代較組織化與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新世代青年/學生運動更傾向於去中心與自發性的行動。事實上，2008年南韓的反輸入美國牛肉運動，便源於一群中學女生與高中學生在消閒網站的自發動員。而且跟架構森嚴的傳統韓國工運相比，反輸入美國牛肉的中學生運動並不以領袖為中心。可以這麼說，在她們當中，沒有誰是領袖，也就是說，她們人人都是自己的領袖。

第四，三地運動的形式都不像前代那般硬梆梆，百花齊放，展現難得一見的活力。事實上，你在街上會見到不同有趣的文字或漫畫標語、歌唱與舞蹈、表演與苦行、遊戲與演講、手製標語、海報、橫額、T裇、面具，甚至cosplay。換言之，文化成為了這些青年與學生運動主要表達形式。「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也就成為了這些運動的火車頭。結果，社會行動成為了「快樂抗爭」，示威的現場往往充滿了節慶的氣氛。第五，新媒體在這些運動中，往往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由獨立媒體、臉書、推特到網直播，不一而足。

最後，可能因為青年與學生較含糊的階級背景，又或者「年青人」與「學生」的單純形象，他們的運動往往能夠引起市民大眾的廣泛關注。事實上，無論在南韓的反輸入美國牛肉運動與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家長的身影，而碰巧的是，兩地的母親都曾經推着婴兒車或拖着小朋友，走上街頭，為未來而戰。

別教我們的年青人太沉重

如前所述，在中國近代百年來的歷史中，年青人與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其來有自。1900年，梁啓超便曾經寫下《少年中國說》，指出﹕面對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的肆虐，中國必須進行民族主義和現代代之改革，由「少年中國」長成為成熟的國家，而國家發展的責任則要放在少年身上﹕「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亡可足而待也。」換言之，在近代中國，「少年」除了代表了一個人生階段，它更是民族進步與現代化的象徵，而在民族主義大旗的召喚下，一代一代的年青人都獻上了自己的青春和血汗，甚至生命，為一個有待完成的理想世界，發光發熱。

可以這麼說，套一句<一代宗師>的對白，歸根究柢，年青之所以參與社會運動，很多時都只是「時勢使然」，而對於幼嫩的年青人來說，這時代的重擔是否過於沉重?


原載於《號外》441期。

《文化KO》－－ 養藝唔養人（2013.05）

出生於殖民年代的香港人，除了見證改旗換代、護照上的國籍由BRITISH變為CHINESE，更實在的可能便是公眾假期的改動。耶穌受難節改為佛誕、英女皇壽辰改為七一回歸紀念日、雙十節則改成十一國慶。五一勞動節，不知道是否由四月四日兒童節調動而成，反正就是1997之後才有的香港公眾假期。據悉，在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中，由於普遍認為國家是由農民、工人與無產階級共同奮鬥而建成，共產黨黨徽中常見的鎚子與鐮刀圖樣。鎚子象徵工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注重勞工的地位以及貢獻，連帶重視勞動節假期。有趣的是，五一勞動節的訂定，卻並非出自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之手。

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1886年5月1日， 美國舉行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動警察進行鎮壓，開槍打死兩人，後來陸續又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為紀念這次事件以及有關的宣判，世界各地舉行了工人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成了「國際勞動節」的前身。1889年7月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把5月1日作為「國際示威遊行日」亦稱「國際勞動節」。在美國直到1935年羅斯福總統執政時，八小時工作制才作為一種全國立法被確定下來。

八小時工作制，看上去很美。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覺。然而，現今的不管是全職員工還是創意勞工，似乎極少數可以維持這種「黃金比例」。其中外界對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的誤解最多，大概以為時薪動輒數百或以上的工時或件工價已是「人上人」，容易將之浪漫化和貴婦化。關鍵是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背後，其實隱伏着另一種交易的先決條件──「養藝唔養人」。所謂「養藝唔養人」就是指僱主只要勞工的勞動成果，完全不需要向勞工「這個人」負責。

「養藝唔養人」的說法，來自我十年前為IATC（按：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所做的一項小小研究。話說當年藝發局打算把「以劇團為單位批出資助」，一轉而為「按個別演出需要批出資助」，以杜絕受助者拿取公帑後怠惰於創作。一石激起千重浪，當時的表演團體以藝術創作的延續性和時間性，反駁這種「養藝唔養人」的功利計算，結果不了了之。可是，「養藝唔養人」依然是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的生活寫照，是社會典型「手停口停」的一群。最簡單的例子，莫如大專院校的兼職老師，在TERM BREAK或暑假期間是沒有收入的。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也沒有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障。日常傷風感冒開不了工，非但失去工資，醫生費也自然「無得CLAIM」。「看錶等收工」也只是超現實圖景。

好了，如果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生涯如此一無是處，為何我們還要從事這種朝不保夕、手停口停的工作？我覺得，一切與很多文化和大專教育機構對「人力資源」的看法，非常積極地「與時並進」有關的。

先說我從事的大專教育，近年已積極向教育產業化傾斜。2007年我離開某大專院校的全職教學崗位時，中文部教師全職兼職比例大概是五比三；2010年離開兼職崗位時，比例是三比五；現在，據說情況維持在三七之比。換句話說，七位兼職老師只是「課堂教學服務提供者」，其他所有「育人」層面上的師生交流、行政工作，以至課程發展和設計，便落在那三位「生還者」頭上。不要忘了，「生還者」還得擔綱一定的課時。可以想見，每每是全職教師做到殘，兼職教師眼見工作條件惡劣，兔死狐悲，寧願少賺點錢脫苦海，也不願走回頭路。最終蒙受損失的，還是台下接收教育服務的莘莘學子。

箇中的利弊，身處城堡尖端的高智商大專舵手難道全不知情？當然不是。只是在教育產業化大潮下，彼此均淪為可憐的「跑數者」。明知道人力資源的設置嚴重失衡，為了在數字上具有競爭力，極大化己方效益，只能視而不見。過去被視為社會良心、最後堡壘的大學機構尚且如此，何況商業貿易等界別？一下子彷彿全世界都陷入「雙輸」的困境，人人都是跑數王、受害者。別的工種也不得不如此，現今寫稿、主持、演講、採訪等「文化勞動」，大部分都以「外判」形式進行。你手腳慢，連採訪和寫稿前後四天才完成一篇訪問稿，稿費只算字數。恭喜你，閣下平均時薪低於最低工資。可堪玩味的是，「晒窮」也成了文青在嚴峻生活選擇下的幽默自嘲和另類「炫富」──各人頭上一片天，與萬惡的金錢世界保持距離，似乎造就了各種特立獨行的人文風景。

因此，晚近成立的香港政治團體「工黨」，開宗明義便謂：我們都是工人。當知識型大資社會發展到了對「工人」充滿陌生感，千萬別以為你是醫生律師教師公務員，就與「工人」無甚瓜葛。實情是，大家都是廣義的「工人」，為工作為生活賣命，都是為口奔馳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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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的勞動，勞動的異化

文﹕小西

五一勞動節前夕，碰巧近日貨櫃碼頭工人運動閙得風風火火，自然叫人想到「異化勞動」的問題。根據報道，貨櫃碼頭工人自回歸以來，從來沒有得到合理的加薪，加上工作環境惡劣，除了沒時間用膳與上厠所（很多時只能窩在狹窄的工作間，用十五分鐘時間匆匆果腹；而大小二便則就地解決），還要連續工作二十四甚至七十二小時，工人不被當作人看待，其慘況實在可堪「媲美」馬克思與恩格思當年在倫敦見證的人間地獄。當工人不被當作人看待時，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異化勞動」。

有趣的是，原本核心只有三百多人的運動，卻引起全香港市民的關注與支持。筆者執筆之際，貨櫃碼頭工人運動已踏入第十八天，而來自各界的捐款已累積至四百四十五萬。除了捐款之外，來自學界、知識界與其他行業的支援，從未間斷，由聯署、現場探訪到示威遊行，不一而足。或許，大家會好奇，為什麼貨櫃碼頭工人運動會掀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正如有論者所指出，或許隨著潘慧嫻的《地產霸權》一紙風行，「 地產霸權」論述持續壯大，運動暴風中心的李氏王國早已由令人羡慕的理想跌價為人人心一的一口刺，除之而後快。但我覺得今次貨櫃碼頭工人運動之所以如此牽動人心，更關鍵在於碼頭工人異化勞動慘況，其實象徵了一般打工仔在職場上的異化勞動狀況，具有一定之普遍意義。

「 情感勞動」的淘空

說到「異化勞動」，筆者自然想起本地著名插畫師阿高的《小香港人》。在《小香港人》，阿高以他向來的草根眼光以及細緻的筆法，捕捉了當下都市種種小人物的眾生相，筆墨溫煦，令人莞爾。在其中一幀題名「一個營業經理」的插畫中，我們一邊廂看見網絡供應商堂而皇之的招聘廣告：「投身電訊行業，不單助您提昇生活質素，更可集興趣、事業於一身，為您開創事業新里程，令您成為電訊專才no.1」，另一邊廂卻是現實裡「看錶等收工」的營業經理造像。

在貨櫃碼頭工人運動中，其中一個令人最震驚的故事是，有工人因為長期加班工作，而終至離婚收場，妻離子散，晚景堪虞。可以這麼說， 異化的勞動環境導致了情感生活的闕如。然而，跟上述情況不同，在服務行業當道的情況下，更多的行業從業員需要把珍貴的情感，轉化為「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的資源。在Richard Lloyd的都市民俗誌Neo-Bohemia: Art and Commerce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的描述中，位於芝加哥西邊的文創潮區Wicked Park，有夜店甚至專門聘請年青藝術學生與藝術家，買的不單是情感，更是這些藝術從業員身上散發着的神秘創意與魅力。 可以想像，在一個賣服務賣情感甚至創意的新經濟紀元中，勞動的異化狀況，已不單指慘無人道工作環境，以及隨之而來情感生活的闕如，而是情感、創意等讓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特質，也淪為了換錢換生活的工具。人們連最私密的內在情感也被淘空。其實，勞動本身具有或多或少的異化特質，但沒想到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居然能夠把「勞動的異化」推至如此極致之境地。 《小香港人》中的電訊業營業經理之所以「看錶等收工」，除了因為工作刻板，或許更因為「 情感勞動」的淘空感吧。

孤單的勞動者

除了全球經濟轉向服務業，各行各業從業員需要投入愈來愈多「情感勞動」外，勞動力的零散化與彈性化也是近二、三十年來的普遍全球現象。事實上，今次運動中的主角碼頭工人正是彈性勞動模式之一的外判制的受害人。放眼大專學界、文化創意產業等知識與創意為本的行業，「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就更是彈性勞動者的集中地。

雖然「自由工作者」欠缺勞保等長期聘用工所能享有的保障，但卻能夠以權利換取自由和時間，或留下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發展自己的志趣，或更有餘刃地將工作與志趣結合。然而，「自由工作者」在工作上始終是孤單的，他在工作以外可以有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工作的範圍內也會碰上不同的合作者，但卻明顯欠缺傳統職場的「同僚」（Colleague）。

在貨櫃碼頭工人運動中，我們明確地看見工會在爭取工作權益的重要角色。但在勞動零散化與彈性化的年代，「自由工作者」之間所謂的「連繫」，可謂無從說起。正如美國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在其新著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中所言，「合作」是人之為人的天性。人們之所以合作，除了因為可以增加生產效率、爭取權益外，更在於「合作」本身帶來的樂趣。或許，工作上的「單子化」也是當代異化勞動的根源之一，人性化的工作環境不應該沒有溫度，更不應該沒有人。

原載於《號外》440期。

《文化KO》－－ 香港式第凡內早餐（2013.04）

我沒有上班，已經有五年多了。

談生活談工作談異化勞動，直覺地馬上想起朱天心中篇小說《第凡內早餐》。當中最震撼的，竟是現代職場女性輕描淡寫的一句：「我做女奴，已經有九年了。」偶然間，她開始萌生想要買一顆鑽石的念頭，希望藉着鑽石的救贖，可以「重獲自由」。

從這個角度看來，我脫離全職異化勞動，已有五年多近六年光景。最初辭掉學院的語文教職，主要是對於教育產業化大潮下，學院對人力資源的理解感到困惑。之後誤打誤撞竟然開始了自由工作生涯，寫稿、兼課、做項目研究，後來又主持文化節目。江湖傳聞，社運人最怕去喫喜酒或舊同學聚會，事關總要向新知舊雨介紹就業現況。我的情況更滑稽，每當新認識的問「你做咩架？」，總有好友不厭其煩在旁搶着說，她星期一返電台、星期二三教書、星期四五…。緊接着的笑話進一步發展為，你問我「你做咩架？」，倒要看看今天是禮拜幾。

話說，不上班其實不等如不工作。我們看待自身和他人，總不免要涉及職業身份。很多時候，所從事的工種，同時也意味着技能、階級乃至品味。活在資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大邏輯下，專業動物或經濟動物，自然更能為人理解。物極必反。這些年，香港社會默默出現一批批「新生活」的倡議者和實踐者──他們有的「半農半讀」或「半農半教學」、有的投身反規劃的農村保育、有的關心「剩食」，也有網站提倡「以物易物」，甚至把用不着的物品「隨心送」。最新近的文化版報道焦點，更是一名推動「搭順風車運動」的廿來歲後生仔。

其中最為人注意的，可能要數到發起「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的龐一鳴。2010年，潘慧嫻《地產霸權》被炒作得鬧哄哄的當兒，龐一鳴身體力行決定「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到圖書館上網、單車代步、專門光顧小店等等。去年更帶同一群年青人到歐洲街頭賣藝旅行，逆轉一般人對「歐遊」等於「喪食喪飲喪買」的刻板印象。另一位非常有趣的朋友，就是鼓勵市民大眾善用港九新界草地的《草原地圖》創立者蔡志厚。蔡志厚說，他在一次偶然機會，看到公園使用者因為睡在草地上被保安驅趕的報道，知悉現行法例規定市民只可以「坐草地」而不能「臥草地」，感到極度荒謬，於是決定反其道而行，搜羅香港草地版圖放上網，並積極在周末搞草地講故事唱歌等休憩活動。去年年底的「西九自由野」，蔡志厚搞出一個「草民音樂節」，把草地與藝文活動共冶一爐。

中國人傳統智慧強調「福兮禍所倚」，世事總難料。當異化勞動、社會淨化發展到泯滅人性時，MY LITTLE AIRPORT詰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竊笑返工返到人愈來愈窮。本年三月初發表的尹光新歌〈你老闆〉，更乾脆以「我唔係求財、我只係求存」為搶耳Hook Line。他們的視點均與2011年爆發的「佔領華爾街」、「佔領中環」社會運動聲氣相通。「佔領中環」打着「反資本主義」的旗號，叫人反思原來社會上99%人口，一直供養着1%富豪階級的掠奪式財富。當時「佔領中環」的參與者，連結世界各地佔領運動家，在中環匯豐總行空地上實驗種種只送不賣、無償的文化交流模式，揭開香港社會反思資本主義霸權新一頁。

各式奇人異士通過自身的選擇和影響力，開拓香港「新生活」的可能性，關鍵是究竟這些美好的想法、非主流的價值觀，能否在普羅大眾的世界中落地生根？在不長的自由工作生涯中，我深切感受到「新生活」背後，着實有其階級性和階段性。不少研究院畢業的學友，成為「半農半讀」或「半農半教學」的中堅，很大程度上，與學院傾向聘請大量兼職講師的現行政策有關；如果要「唔幫襯大地產商」，又必須有其客觀條件來成全，包括住在市中心而不須依賴長途運輸系統、有足夠的閒暇發掘不屬「大地產商」的商戶小店等等。當中赤裸的秘密，必然是有家累者較難「不顧身世」去佔領去反規劃、成為全天候抗爭者。──即使如此，我一直非常感激這些先行者，「雖千萬人吾往矣」地向前奔往，為窮得只有錢的大資社會，示範了另類生活的多樣性，演繹出各適其適的香港式第凡內早餐。

回到取材自電影《珠光寶氣》（Breakfast at Tiffany's）的《第凡內早餐》。我一貫鐵石心腸，可是每次看到女主人公的冷眼旁觀，總是心有戚戚焉：「人（工人，依《手稿》原意）（按：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性，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我們已經變成了世襲的農奴階級而不自知。」

《第凡內早餐》把職場女奴在無望生活中所投射的自由夢、烏托邦，綑綁在一顆第凡內的鑽石戒指之上。這，才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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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運動? 小西

為專欄文章趕死線之際，如常的在臉書資訊汪洋上蹓躂，赫然看見網友在說﹕從前若果你說自己在學佛，人家準會覺得你酷，你cool，現在則會覺得你很cool，卻out。若果換上是「下鄉耕田」則升值百倍，並惹來艷羡目光﹕「It’s cool!」我不肯定學佛是否過時，但當你看見時裝潮流書寫旗手、搞流行天后麥當娜後現代研究出身的前《號外》編輯黎堅惠小姐，也踏上靈修之旅(見其新着《天空之鏡》)，便知道一場「新生活運動」已經降臨。

革命無罪，靈修有理!

事實上，在我所熟悉的文化界與知識份子圏子中，近年的確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另類生活實踐﹕有人取經日本塩見直紀所提倡的「半農半X」生活，一方面透過務農貼近大自然，甚至養活自己，過健康的有機生活，另一方面則利用閑暇，培養真正的志趣，脫離日復日的職場異化生活，復歸身心合一，甚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有的則瞓身推廣無雪櫃與「剩食」的生命方式，為五癆七傷的地球慳水慳電、源頭減廢 ；當然，各式的靈修營、短期出家、佛學班、生命成長營，就自是少不了。

其實，這類的「新生活運動」，在歷史上並非孤例。撇開民國政府在上一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推行、帶點「法西斯」味道的同名公民教育運動不計，同類的新生活運動，大概可上溯至六十年代歐美興起的嬉皮、新紀元(New Age)等文化社會運動。跟六十年代相似，當下的社會正處於劇烈變動的年代，社會運動此起彼落(美國六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同志運動與黑人民權運動，可謂其中的代表)，「舊的正在死去，新的還未到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但正正在這變動不明之中，催生了種種對另類生活與價值的想像與探索。不過，跟六十年代不同，經過了近二十年來的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洗禮，六十年代以降歐美種種抗爭運動的浪漫情懷，早已在日常生活日復日的磨蹭中，消失殆盡。怪不得在新一輪的「新生活運動」中，我們會找到中年人的踪影，彷彿塵封已久的浪漫抗爭情懷，終於（或只可能）可以找到一種倒過來的「安全」表達形式﹕革命無罪，靈修有理!

愈消費，愈異化

或許，正如同文梁偉詩所言，種種新生活運動實踐，正正源自異化勞動與都市空間的非人性化發展。什麼是異化勞動？拿起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上一隻大碟「香港是個大商場」，隨意挑起任何一首歌，我們便會明白什麼叫異化勞動。無論是〈公司裁員三百人〉中寧願被裁員，也渴望自由的年輕打工仔，還是〈西西弗斯之歌〉中通過怠慢客戶，來獲取丁點自主感覺的投注站服務員，甚至〈搭的士上班去〉中每月總有一日都花錢搭的士上班的OL，都充份體現出工作可以異化到一個怎樣的地步，而歌中主角又如何通過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式，奪回自己掌握生活的權利。

說「異化勞動」，自然不得不提馬克思。根據馬克思，現代人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賺取生活所需，必須把大部份時間投入「異化勞動」。但為什麼勞動會變得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本來是人類的本性，人類除了透過勞動獲取生活所需，更從中實現自我，達致精神上的滿足。與此相反，在資本主義的工作環境中，（一）人們並不能在勞動中實現自我，（二）人們（在工廠中）生產的物品跟他們的生活與需求並無關連，（三）人們並不擁有生產工具，更不擁生產物品，所以這種勞動根本是反人性的，此之謂「異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他所處年代見證的，還是不是異化的極致，因為下班以後，人們的時間與閑暇還是自己的，與老闆無關。

但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隨着種種反抗文化運動而興起的法國 「情境主義國際」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卻尖銳地指出：隨着晚期資本主義步向消費主義化，異化不再局限在工作的場域，而是滲透至人們的生常生活，尤其是人們的工餘閑暇時間。從前，下班以後，人們便能夠做回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透過種種不怎花錢的方式，發揮自己的潛能，培養自己的志趣，「似返個人」。

但正如「情境主義國際」首席理論家德波（Guy Debord）所指出，在這個消費主義當道的「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人們連如何使用閑暇與殺時間，也得買。換言之，打工仔辛辛苦苦從老闆口袋賺回來的微薄工資，最後還是透過消費回到老闆的口袋。 在「情境主義國際」的圈子中，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句塗鴉口號：「記住，你是為老闆而睡！」而口號原本擬定在工廠附近的住宅區塗鴉。所以，在現代社會中，說「愈消費，愈異化」，也許並不為過。工作異化，消費又異化，異化無處不在，人們無路可逃，近年世界各地興起各種新生活運動，也就不難理解。

不過，正如同文梁偉詩所尖銳地指的，這一波的新生活運動有其明確的階級性。例如，你要過「半農半X」的生活，無論你是全職或半職工作，你得首先在資歷社會的階梯上佔有一定的專業位置，容許你花更少時間工作，以騰出更多的閑暇，培養自己的志趣。當然，工作時間仍然太長，沒有足夠的閑暇，過過新生活也不打緊，因為可以買。說到底，所謂新生活運動，是對異化生活的反抗的同時，或許也是異化生活的一部份。


原載於《號外》4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