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1886年5月1日， 美國舉行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動警察進行鎮壓，開槍打死兩人，後來陸續又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為紀念這次事件以及有關的宣判，世界各地舉行了工人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成了「國際勞動節」的前身。1889年7月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把5月1日作為「國際示威遊行日」亦稱「國際勞動節」。在美國直到1935年羅斯福總統執政時，八小時工作制才作為一種全國立法被確定下來。
八小時工作制，看上去很美。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覺。然而，現今的不管是全職員工還是創意勞工，似乎極少數可以維持這種「黃金比例」。其中外界對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的誤解最多，大概以為時薪動輒數百或以上的工時或件工價已是「人上人」，容易將之浪漫化和貴婦化。關鍵是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背後，其實隱伏着另一種交易的先決條件──「養藝唔養人」。所謂「養藝唔養人」就是指僱主只要勞工的勞動成果，完全不需要向勞工「這個人」負責。
「養藝唔養人」的說法，來自我十年前為IATC（按：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所做的一項小小研究。話說當年藝發局打算把「以劇團為單位批出資助」，一轉而為「按個別演出需要批出資助」，以杜絕受助者拿取公帑後怠惰於創作。一石激起千重浪，當時的表演團體以藝術創作的延續性和時間性，反駁這種「養藝唔養人」的功利計算，結果不了了之。可是，「養藝唔養人」依然是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的生活寫照，是社會典型「手停口停」的一群。最簡單的例子，莫如大專院校的兼職老師，在TERM BREAK或暑假期間是沒有收入的。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也沒有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障。日常傷風感冒開不了工，非但失去工資，醫生費也自然「無得CLAIM」。「看錶等收工」也只是超現實圖景。
好了，如果創意勞工／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生涯如此一無是處，為何我們還要從事這種朝不保夕、手停口停的工作？我覺得，一切與很多文化和大專教育機構對「人力資源」的看法，非常積極地「與時並進」有關的。
先說我從事的大專教育，近年已積極向教育產業化傾斜。2007年我離開某大專院校的全職教學崗位時，中文部教師全職兼職比例大概是五比三；2010年離開兼職崗位時，比例是三比五；現在，據說情況維持在三七之比。換句話說，七位兼職老師只是「課堂教學服務提供者」，其他所有「育人」層面上的師生交流、行政工作，以至課程發展和設計，便落在那三位「生還者」頭上。不要忘了，「生還者」還得擔綱一定的課時。可以想見，每每是全職教師做到殘，兼職教師眼見工作條件惡劣，兔死狐悲，寧願少賺點錢脫苦海，也不願走回頭路。最終蒙受損失的，還是台下接收教育服務的莘莘學子。
箇中的利弊，身處城堡尖端的高智商大專舵手難道全不知情？當然不是。只是在教育產業化大潮下，彼此均淪為可憐的「跑數者」。明知道人力資源的設置嚴重失衡，為了在數字上具有競爭力，極大化己方效益，只能視而不見。過去被視為社會良心、最後堡壘的大學機構尚且如此，何況商業貿易等界別？一下子彷彿全世界都陷入「雙輸」的困境，人人都是跑數王、受害者。別的工種也不得不如此，現今寫稿、主持、演講、採訪等「文化勞動」，大部分都以「外判」形式進行。你手腳慢，連採訪和寫稿前後四天才完成一篇訪問稿，稿費只算字數。恭喜你，閣下平均時薪低於最低工資。可堪玩味的是，「晒窮」也成了文青在嚴峻生活選擇下的幽默自嘲和另類「炫富」──各人頭上一片天，與萬惡的金錢世界保持距離，似乎造就了各種特立獨行的人文風景。
因此，晚近成立的香港政治團體「工黨」，開宗明義便謂：我們都是工人。當知識型大資社會發展到了對「工人」充滿陌生感，千萬別以為你是醫生律師教師公務員，就與「工人」無甚瓜葛。實情是，大家都是廣義的「工人」，為工作為生活賣命，都是為口奔馳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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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的勞動，勞動的異化
文﹕小西
五一勞動節前夕，碰巧近日貨櫃碼頭工人運動閙得風風火火，自然叫人想到「異化勞動」的問題。根據報道，貨櫃碼頭工人自回歸以來，從來沒有得到合理的加薪，加上工作環境惡劣，除了沒時間用膳與上厠所（很多時只能窩在狹窄的工作間，用十五分鐘時間匆匆果腹；而大小二便則就地解決），還要連續工作二十四甚至七十二小時，工人不被當作人看待，其慘況實在可堪「媲美」馬克思與恩格思當年在倫敦見證的人間地獄。當工人不被當作人看待時，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異化勞動」。
有趣的是，原本核心只有三百多人的運動，卻引起全香港市民的關注與支持。筆者執筆之際，貨櫃碼頭工人運動已踏入第十八天，而來自各界的捐款已累積至四百四十五萬。除了捐款之外，來自學界、知識界與其他行業的支援，從未間斷，由聯署、現場探訪到示威遊行，不一而足。或許，大家會好奇，為什麼貨櫃碼頭工人運動會掀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正如有論者所指出，或許隨著潘慧嫻的《地產霸權》一紙風行，「 地產霸權」論述持續壯大，運動暴風中心的李氏王國早已由令人羡慕的理想跌價為人人心一的一口刺，除之而後快。但我覺得今次貨櫃碼頭工人運動之所以如此牽動人心，更關鍵在於碼頭工人異化勞動慘況，其實象徵了一般打工仔在職場上的異化勞動狀況，具有一定之普遍意義。
「 情感勞動」的淘空
說到「異化勞動」，筆者自然想起本地著名插畫師阿高的《小香港人》。在《小香港人》，阿高以他向來的草根眼光以及細緻的筆法，捕捉了當下都市種種小人物的眾生相，筆墨溫煦，令人莞爾。在其中一幀題名「一個營業經理」的插畫中，我們一邊廂看見網絡供應商堂而皇之的招聘廣告：「投身電訊行業，不單助您提昇生活質素，更可集興趣、事業於一身，為您開創事業新里程，令您成為電訊專才no.1」，另一邊廂卻是現實裡「看錶等收工」的營業經理造像。
在貨櫃碼頭工人運動中，其中一個令人最震驚的故事是，有工人因為長期加班工作，而終至離婚收場，妻離子散，晚景堪虞。可以這麼說， 異化的勞動環境導致了情感生活的闕如。然而，跟上述情況不同，在服務行業當道的情況下，更多的行業從業員需要把珍貴的情感，轉化為「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的資源。在Richard Lloyd的都市民俗誌Neo-Bohemia: Art and Commerce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的描述中，位於芝加哥西邊的文創潮區Wicked Park，有夜店甚至專門聘請年青藝術學生與藝術家，買的不單是情感，更是這些藝術從業員身上散發着的神秘創意與魅力。 可以想像，在一個賣服務賣情感甚至創意的新經濟紀元中，勞動的異化狀況，已不單指慘無人道工作環境，以及隨之而來情感生活的闕如，而是情感、創意等讓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特質，也淪為了換錢換生活的工具。人們連最私密的內在情感也被淘空。其實，勞動本身具有或多或少的異化特質，但沒想到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居然能夠把「勞動的異化」推至如此極致之境地。 《小香港人》中的電訊業營業經理之所以「看錶等收工」，除了因為工作刻板，或許更因為「 情感勞動」的淘空感吧。
孤單的勞動者
除了全球經濟轉向服務業，各行各業從業員需要投入愈來愈多「情感勞動」外，勞動力的零散化與彈性化也是近二、三十年來的普遍全球現象。事實上，今次運動中的主角碼頭工人正是彈性勞動模式之一的外判制的受害人。放眼大專學界、文化創意產業等知識與創意為本的行業，「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就更是彈性勞動者的集中地。
雖然「自由工作者」欠缺勞保等長期聘用工所能享有的保障，但卻能夠以權利換取自由和時間，或留下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發展自己的志趣，或更有餘刃地將工作與志趣結合。然而，「自由工作者」在工作上始終是孤單的，他在工作以外可以有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工作的範圍內也會碰上不同的合作者，但卻明顯欠缺傳統職場的「同僚」（Colleague）。
在貨櫃碼頭工人運動中，我們明確地看見工會在爭取工作權益的重要角色。但在勞動零散化與彈性化的年代，「自由工作者」之間所謂的「連繫」，可謂無從說起。正如美國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在其新著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中所言，「合作」是人之為人的天性。人們之所以合作，除了因為可以增加生產效率、爭取權益外，更在於「合作」本身帶來的樂趣。或許，工作上的「單子化」也是當代異化勞動的根源之一，人性化的工作環境不應該沒有溫度，更不應該沒有人。
原載於《號外》4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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