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於上月公佈的「香港舞蹈年獎2020」，將「傑出舞蹈服務」獎頒發予城市當代舞蹈團發表的研究計劃「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具體內容包括中文出版物《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及英文版、網絡版本。《拾舞話》以香港舞蹈「前專業化時代」為主要研究年代，由兩位研究員親身訪問十位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活躍於香港舞蹈圈的前輩，包括吳世勳、吳景麗、郭世毅、梁漱華、梁慕嫻、鄭偉容、楊偉舉、劉兆銘、劉素琴、鍾金寶；再從各位前輩的記憶中提煉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視野，呈現口述歷史紀錄方式，建構香港舞蹈早期發展史料。
從《拾舞話》開首數個章節的訪問文字，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由於經濟文化條件局限，其時並沒有什麼「舞蹈」或「發展藝術」的概念。大部份「舞蹈工作者」都只把跳舞視為謀生技藝或業餘興趣，更遑論進入「古典舞」、「現代舞」的討論。大概要到六七暴動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開始積極發展青年政策，投放資源在「文娛康樂」項目，才逐漸有多以「藝術」、「文化」的角度看待「舞蹈」，進而再確立「舞蹈家」、「表演藝術」的文化角色。早在五、六十年代投身舞蹈事業的前輩，大多與影視行業有密切關係。由於電影電視工業(乃至粵劇)對舞蹈元素有一定需求，第一批「舞蹈工作者」吳世勳、吳景麗，順理成章在教明星跳舞、為情節編舞的層面上，發揮一己所長，為銀色表演事業增色。影視工業加持後，進入殖民地政府講求管治的六十至八十年代，舞蹈作為一項可以吸引青少年參與的群體活動，甚至成為港英殖民地政府與愛國團體爭奪人心的角力場。
這一邊廂，殖民地政府以優越的文化姿態，提供西方藝術文化為青年政策的內涵，舞蹈等「文娛康樂」成了青少年精力和時間的出口。以芭蕾舞為代表的上流社會藝術教育，逐漸進入普羅大眾的視野。另一邊廂，香港愛國力量通過若干學生組織，如梁慕嫻提及的「學友社舞蹈組」，培養並動員學子心懷祖國的愛國情懷和組織紀律。百花齊放下，舞蹈專業化迅速進入藝術教育的領域。當然，專業化本身同樣是政治，尤其與西方藝術世界要求掛鈎的「舞蹈專業資格」普遍被追求。背後不但有着與西方藝術標準接軌的欲望，隱伏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無遠弗屆。至於香港作為一個面向國際的華人城市，中國人流徙的一面，造就具中西舞蹈背景的「舞蹈工作者」如梁潄華等，在美加創辦華人舞蹈學校，發揮香港人在文化上的幅射能力。
郭世毅、楊偉舉、鄭偉容、劉兆銘、劉素琴就是這一波專業化過程的拓荒者、先行者，在「前專業化時代」將舞蹈藝術發揚光大，其中更有前輩與來自蘇格蘭的鍾金寶創立「香港芭蕾舞學會」。鍾金寶(Joan Campbell)曾經在七十年代末於「香港芭蕾舞團」教育部任教，開拓由舞團自行訓練舞者的可由之路。藝術機構「自備」舞者，不但解決舞團在招募舞者時水準不均的問題，舞者藉着在藝團專業培訓和持續演出，晉身為以跳舞為職業的「專業舞蹈表演者」。所謂「專業化」，就是指向這一批在香港舞蹈生態中，不同崗位的舞蹈從業員的誕生，包括編舞、全職舞蹈員，舞蹈教師。而舞蹈發生的「地點」如街頭、天台，專業化地搖身一變為舞蹈教室、表演廳等「場所」。
芸芸受訪者中，鍾金寶一席話可能最概括五十至七十年代舞蹈作為西方文化、藝術教育先鋒的價值。植根香港的芭蕾舞，是所有中產階級都想女兒們接受的藝術訓練。鍾金寶強調，芭蕾舞訓練原是一整套審美價值觀的建立:「上芭蕾舞課，不一定要成為芭蕾舞者，而是學習社交、行坐儀態、舉止優雅、聆聽音樂。離開課室後踏上舞台與否並不重要。一踏在街上，自然就能優雅走下去。」修習芭蕾舞蔚然成風，慢慢脫離只有高等華人、上流社會才能沾染的貴族氣息；隨着社會的富裕，審美的浸淫、對美的感受能力和追求，芭蕾舞所代表的美藝，也是一名公民不可或缺的素質。鍾金寶的話，解開了筆者自四歲學習芭蕾舞、不旋踵到七歲便草草放棄的心結---舞藝修習有時，真善美長存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