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學生運動，條件反射地令人聯想到「五四運動」。五月初，「五四運動」在一次青年活動中被錯指為「尊重和包容」，連日已有不少前輩學人撰文釐清謬誤，此處不贅。我更感興趣，其實是清末的「公車上書」。所謂「公車上書」，專指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一千兩百名舉人，於北京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當時為1895年春，參加乙未科科考的各省舉人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銀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地十八省與中國東北舉人接連響應，共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各省舉人與數千北京官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光緒帝。上書過後，康、梁即參加會試，結果，康因「帶頭鬧事」從第八名降為二甲四十八名。梁啟超亦被清廷故意棄而不取。 所謂「公車上書」，源於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漢代孝廉，皆乘公家的馬車赴京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稱為「公車」。「公車」就是學生士子的代稱。「公車上書」被認為是後來康梁推動君主立憲的「百日維新」的濫觴。既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是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開端。
中國人素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未能「學而優則仕」的，大多寫寫詩詞戲文遣興抒懷。在帝制中，考生們以「妾身未明」的nobody上書則意義非凡。縱然有歷史學家謂這只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但已開創出在野有識之士以公民身份上書議政的先河。當然康梁赴考時年齡已不小，但士子代表着社會的赤子之心、最無權無勢又無私的一群，來提倡改革，也使得康梁一夜間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改革人物。這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去年「學民思潮」領頭掀起的香港「反國教」運動──最初「只是」由學生從「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到課程具體內容發現了魔鬼細節。學生既在「學」，也是「民」，最後發展為全港「反國教」社會運動。
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嘗試以「新民」為旨，將晚清這「老大帝國」論述為「少年中國」，激揚變革之風氣。回頭細想，其實士子、青少年這些「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很多時候是被歷史想像和美化了。歷史考證指出，「五四運動」時北大學生遊行至「賣國賊」曹汝霖住所，原是非常匆忙和衝動的決定，連其中關鍵情節「火燒趙家樓」，也在毫無計劃兼草率狼狽的情況下發生。這一點，與群星拱照的愛國電影《建黨偉業》的五四唯美鏡頭，大相逕庭。
講歷史的人，多是技藝高超的電影剪接師。有匆匆過場的「公車上書」，也有大書特書的「五四運動」，大時大節更如check point。2011年，當媒體鋪天蓋地談論和慶祝「辛亥百年」的時候，我心底裡一直疙疙瘩瘩的。1911年辛亥革命的確成功了，但當年革命黨人要從中華帝國蛻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華麗轉身」，卻一直沒有完成。2013了，我們不用穿清裝、拖着長辮子，卻一直活在呼喚德先生、賽先生的「晚清」，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民主和普選，一直由「城堡的尖端」維持着香港這個「不要解殖」的政治例外狀態。
剛過去的幾個月，法律學者牽頭以「佔領中環」來向阿爺爭取普選。「佔領中環」最微妙之處，恰恰在於今回「佔中論」是由一批中年學者發起，沒有青春叛逆的氣息，而是一場呼籲四十歲以上中產及高學歷人士加入的「和平萬人堵路」行動。事前要簽署約章，不設中途加入，完事後參與者將自行到警署自首。既不青春又不太叛逆的「佔中論」一出，大家都彷彿有點不習慣，好像從未出現過不是「動員青年人和市民大眾齊來參與」的社會運動，受眾都好像手足無措。
我想，與其把「佔中論」視為書生論政、講多過做，倒不如把它視為一次想像力的突襲。究竟我們對革命、社會運動的想像，其實是從何而來的？要後生？要人多？要勇武？要犧牲？要道德感召？「公車上書」也是史無前例呀。或者，歷史的歸納永遠是遲到的，有時候，臨界點爆發的一瞬，甚至是無解的，就像武昌起義實驗誤爆的那枚炸彈。
延伸閱讀~
青春，真可愛青春?
文﹕小西
踏進六月，自然叫人回想起二十四年前的天安門廣場運動，而「青年」與「學生」曾是運動的主體。事實上，翻開中國近代百年歷史，在社會運動的場域，從來不乏青年與學生的踪影。有說，儘管學生(尤其是大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但由於他們還未進入職場，階級屬性較為曖昧，加上時間較具彈性，適逢求知慾最旺盛之年，各式社運場合也就不乏學生的身影。
台韓港三地的新世代青年/學生運動
事實上，青年/學生運動近年在東亞地區，可謂風風火火。遠的不說，在香港，2006至2007年的天星皇后碼頭運動與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都以青年為主體。至於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更主要由一群中學生帶動，可謂「江山代有才人出 」。碰巧的是，2008年南韓大規模的反輸入美國牛肉運動，也是一群中學女生與高中學生所發起；至於台灣近年的野草莓運動、樂生院運動等，就更讓不少台灣新世代為此流下了汗水與眼淚。雖然，不同的地方各有自身的獨特政治經濟與文化語境，三地新世代的青年/學生運動還是有一些相通點。
首先，跟前代的青年/學生運動相比，新世代青年/學生運動所面對的，不再是凡事訴諸赤裸暴力的傳統威權政體。當然，你可以說，在台韓港三地，國家機器的巨爪仍然無處不在，但在(有限的)民主制度的監察下，新世代的青年與學子所需要面對的，似乎不再是性命的危險，而是繁瑣的司法懲治與執法部門雷厲風行的鎮壓。
第二，新世代運動中的青年與學生，都生長在相對富裕的社會環境，而且隨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受教育的人口與程度都相對地比前代為高。當然，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並沒有拉近經濟上的貧富差距。事實上，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生態中，新世代的青年與學子不再能像前代的少數菁英，由於天時地利人和，盡享社會步入經濟起飛初期之利。再加上新自由主義肆虐全球，新世代的青年與學子由出生那一天開始，已需要面對無盡的競爭。試想想，對於不少前代的社會精英來說，大學文憑曾是黃金飯碗的通行證，只要順利的畢業，
要找份前途美好的穩定職業，根本不是問題。與此相對，三至四年的大學生涯，反而成為了自由與浪漫的實驗空間。但現在的大學生呢?不計本業繁重的學業，「見習計劃」、「交流計劃」、「上莊」等等都差不多成為了每一位大學生的基本步，擦亮履歷的資本。可以想像，在這個奉行森林定律的大環境中，青年與學生除了自身的焦慮與不滿，對於社會上的普遍不公義，也就更能感同身受。
新世代的運動形式
第三，相對於前代較組織化與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新世代青年/學生運動更傾向於去中心與自發性的行動。事實上，2008年南韓的反輸入美國牛肉運動，便源於一群中學女生與高中學生在消閒網站的自發動員。而且跟架構森嚴的傳統韓國工運相比，反輸入美國牛肉的中學生運動並不以領袖為中心。可以這麼說，在她們當中，沒有誰是領袖，也就是說，她們人人都是自己的領袖。
第四，三地運動的形式都不像前代那般硬梆梆，百花齊放，展現難得一見的活力。事實上，你在街上會見到不同有趣的文字或漫畫標語、歌唱與舞蹈、表演與苦行、遊戲與演講、手製標語、海報、橫額、T裇、面具，甚至cosplay。換言之，文化成為了這些青年與學生運動主要表達形式。「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也就成為了這些運動的火車頭。結果，社會行動成為了「快樂抗爭」，示威的現場往往充滿了節慶的氣氛。第五，新媒體在這些運動中，往往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由獨立媒體、臉書、推特到網直播，不一而足。
最後，可能因為青年與學生較含糊的階級背景，又或者「年青人」與「學生」的單純形象，他們的運動往往能夠引起市民大眾的廣泛關注。事實上，無論在南韓的反輸入美國牛肉運動與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家長的身影，而碰巧的是，兩地的母親都曾經推着婴兒車或拖着小朋友，走上街頭，為未來而戰。
別教我們的年青人太沉重
如前所述，在中國近代百年來的歷史中，年青人與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其來有自。1900年，梁啓超便曾經寫下《少年中國說》，指出﹕面對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的肆虐，中國必須進行民族主義和現代代之改革，由「少年中國」長成為成熟的國家，而國家發展的責任則要放在少年身上﹕「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亡可足而待也。」換言之，在近代中國，「少年」除了代表了一個人生階段，它更是民族進步與現代化的象徵，而在民族主義大旗的召喚下，一代一代的年青人都獻上了自己的青春和血汗，甚至生命，為一個有待完成的理想世界，發光發熱。
可以這麼說，套一句<一代宗師>的對白，歸根究柢，年青之所以參與社會運動，很多時都只是「時勢使然」，而對於幼嫩的年青人來說，這時代的重擔是否過於沉重?
原載於《號外》4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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