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台無計逃神矢（2010.01.18）

陳平原主編的「三聯人文系列」橫跨2008和2009，在2009下半年又出版了羅志田的《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在談同系的陳平原《千年文脈的接續與轉化》和王德威《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時，筆者已指出八十年代以來的人文學科研究，開展了打通「晚清到五四」關節的研究趨勢，就是所謂的「晚清學」。「晚清學」作為晚近崛起於學術界的「顯學」，除了要顛覆「晚清與五四各不相屬、互不相干」的普遍觀念，也意味着對於「現代」的重新理解。至於「三聯人文系列」的《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可謂是「晚清學」在歷史範疇的代表著作，網羅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學者羅志田，自1995以來從晚清到北伐時期不同面向的研究成果。自序中，羅書就從梁啟超「過渡時代」（即「晚清中國」從古老中華帝國邁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過渡時代」）談起；並強調了晚清大變局下的「文化」再定義，從而積極審視清民之間的歷史碎片。

《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第一章〈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揭示了1895年馬關條約後，「西學東漸」的衝擊如何把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連根拔起。篇中小題以魯迅詩「靈台無計逃神矢」，點出「晚清中國」儼如「中箭」的殘酷命運；並拼貼出知識界面對「西學東漸」複雜曲折的內部緊張。因此，如以北美漢學界所提出「西潮衝擊－中國反應」作為「晚清中國」的研究範式，恐怕就未能切中肯綮。第二章〈數千年中大舉動：廢科舉百年反思〉，論及時代巨輪下「廢科舉」的鉅變，不僅截斷了讀書人上達之路，社會城鄉之間的固有結構亦隨之失衡。變動中有得有失，社會不同群體也有所升沉。第三章〈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聚焦於特定的「失語」群體，如儒醫、纏足婦女和紳鄉，在鉅變中淪落至妾身未明的尷尬位置。

第五章〈文學革命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反響〉和第六章〈漣漪重疊：「五四」前後面向世界傾向的延續〉，進一步進入現代化核心價值，探討白話和國語的應用問題；和「五四」現代化背後，所隱含的世界主義和「中國躋身世界」的焦慮和欲望。這種焦慮和欲望發展到某一地步，甚至表現在國民政府亟欲與「五四」接軌，藉此取得政權的合理性。全書終章〈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交代了清民之間歷史觀的轉變，「歷史」已非「帝王史」的代名詞而是向「民史」敞開和轉向。這樣才能透視歷史變動的具象，亦為本書在第一到第七章的研究焦點找到合理的依據。由此可見，羅志田《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所展示關於非官方團體、大學體制、國語的確立，乃至於官方對於新文化的態度等，都圍繞着人心變動的關口，勾勒出由下到上、自上而下的「定鏡特寫」。「新中國」的改變和進化原來遠不如我們想像的一蹴而就、毫無窒礙。

然而，「三聯人文系列」畢竟是一套普及讀物，羅書所涉獵的八個研究稜面，亦只能深入淺出並力求避免「學術相」。正如羅書第一章，談及晚清士人對「西學東漸」其中一種反應，便是試圖從中國傳統典籍尋找應對資源。如果詳細進入歷史語境的話，可能便會出現如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對章太炎及康梁師徒論國學的深層分析，和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對晚清知識界一系列社會活動的精細描寫。至於羅書所提及的晚清「新學」當時的發展和困難，讀者或許需要延伸參看桑兵的《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和《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其實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原是一家、學術也無邊界，現代學科之間的劃分同樣也只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結果。如果讀者可以藉着羅志田、甚至陳平原王德威的小書，重新認識「晚清到現代」這一段至今還沒有走完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信這也是夠功德無量的了。

為文之時為聖誕假期，被談得沸沸騰騰的《零八憲章》前言，赫然有這麼的一段──「十九世紀中期的歷史鉅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改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二千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由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為戰頻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靈台無計逃神矢，「晚清到現代」這一段「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的確還沒有走完。

原載於《文匯報》書評版，頁B08。

PS. 「靈台無計逃神矢」出自魯迅《自題小像》「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標題盛載了我面對時代的心情。另，原只想搏一搏，結果竟可以在左派報章引述《零八憲章》，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