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黑盒──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2011.06.25）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乃是「晚清學」脈絡下，以方言寫作為軸心的「媒體研究」。

討論李著之前，有幾項關節是需要釐清的。首先，在八十年代以來的人文學科研究，開展了打通「晚清到五四」關節的研究趨勢，就是所謂的「晚清學」。「晚清學」作為晚近崛起於學術界的「顯學」，除了要顛覆「晚清與五四各不相屬、互不相干」 的普遍觀念，也意味着對於「現代」的重新理解。「晚清學」不僅積極審視晚清文學與文學機制，如何在繼承傳統中過渡與革新，全方位考掘晚清文學的豐富性和先鋒性，以北大教授陳平原的博士論文兼成名作《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為代表。陳平原的〈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更是其晚近的得意之作，剖析了文學現象與中國新興報章文體之間的共生關係，跳出文學文化的局限、指向媒體國語國家等「大文本」。

李婉薇作為北大「陳夏門」（陳平原、夏曉虹）的門生，《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的佈局和架構，亦表現出在陳平原幾個學術關注點下，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研究傾向。包括第一章所談的「以筆墨作演說」的粵語文體、第二章的市井通俗文體粵謳、第三章的兩部粵語小說、第四章的粵語教科書。《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所抽繹的四個研究橫切面，分別從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分天下的「現代文類」概念，從特定文類和語言特點考察其律動與軌跡，明顯師法自陳平原早期論證新文學與傳統文學血脈相連的「史傳」、「詩騷」、「六朝散文」的文類研究；「教科書」更為地域語言書寫，進入現代教育機制的重要標誌。更重要的，也是本文要談的另一點──《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其實是一項晚清民初的「粵語媒體研究」。

梁啟超曾經在〈傳播文明三利器〉中，套用了日本犬養毅的說法，把學校、報紙、演說稱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小說」卻同時包含三者之所長、社會影響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所聚焦的詩文小說戲劇，皆為報刊文體，「教科書」甚至擔當了「童蒙讀本」的角色，深入文化根柢。從文本觀之，李著的確非常翔實地記錄了特定歷史時刻中，一系列未經系統化、鮮見於「晚清學」的方言媒體活動概況。這些粵語寫成的文本和讀本各司其職，或諷刺時弊或啟蒙革命或識字掃盲，不一而足。「粵語書寫」這部分，李著描繪得尤為活躍紛繁、精采紛呈，大量羅列不曾浮出歷史地表的文本資料，令人大開眼界。然而，李著其實還有一組關鍵詞，就是「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也就是梁啟超救國新民大纛下，「晚清中國」從古老中華帝國邁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過渡時代」。在晚清大變局下的「文化」，清民之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想像、實驗和歷史碎片。而這些實驗和碎片又是否有所指向呢？正如李著中所提及的梁啟超《班定遠平西域》和宗教小說《天路歷程》，兩者背後所隱伏的「小說戲劇演說化」、「新小說理論」，乃至於宗教與西學東漸的文化震盪，李著似乎便來不及展開。香港讀者可能會較為好奇的一點，如粵方言區港澳廣東在「過渡時代」所扮演着的微妙角色。這都或許有待更深入的背景處理，來突顯出「清末民初」這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白話和國語複雜曲折的內部緊張。換句話說，在「粵語書寫」的文獻考掘的重大貢獻之餘，所透視的「清末民初」歷史氛圍、整體格局和文化心態，如同尋找黑盒，未許不是我們更期待的一塊。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