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參觀日(19/5)的首場，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忽然爆滿」，我在人潮中勉力擠進「之」字型展覽廳。是次畢加索珍品展沿用了典型的單一名畫家策展模式，也就是以畢加索不同創作時期的代表作為主軸，輔以相應的「文獻」（台灣策展界稱之為「文件」），包括畢加索的照片和隨筆等等，嘗試精簡地勾勒出畢加索的藝術面貌。整個展覽在區間上刻意採取大量疏隔留白，來營造空間感，並且開宗明義透過畢加索的自白，串連起作畫與戲劇之間的微妙關係，為畢加索天馬行空的創造力揭開序幕－－「對我而言，作畫就像是參與一項戲劇性的行動，在過程裡，像置身於支離破碎的現實。」
畢加索珍品展的展品創作年期由十九世紀末至1973年，囊括其藍色時期（1901年－1904年）、玫瑰時期（1905年－1907年，又名粉紅色時期）、立體派時期（1908年－1919年）－－《女子半身像》（《亞維儂姑娘》習作）流露出畢加索早期對於簡單線條及粉色色系的偏愛，並且偏愛以突顯性徵來補充簡約線條的敘事欠缺；《百葉窗前沈睡的女子》則大有立體派和野獸派的影子，把伏在桌面上睡覺的女子側面掰開為兩部分，平攤在桌面上；令人會心微笑的，還有模仿莫奈《草地上的野餐》的「二次創作」，把原為暖色系的野餐場景，一轉而為陰冷詭異的背景、暴烈的幾何人形構圖，與莫奈沖淡柔和的畫風迥異互文。
其中尤以《坐紅色扶椅的女子》、《雕刻家》的超現實主義時期（1924年－1932年）之作最為狂放。《坐紅色扶椅的女子》的流線型構圖和極簡約的女子形狀，勾勒出一個「蛇頭熊貓手」人形造型，再加上胸前兩球，為女性造像開創出非人非獸的黑色幽默；《雕刻家》亦是另一匪夷所思之作，儼如木偶的人形、撲克般的表情、色彩之大膽斑斕，把雕刻家的藝術創作特點和場景，形構成一個繽紛的世界。正如展場中的畢加索原話－－「我所堅持的，是一種比較有深度的相似，較現實更真實，甚至達到超現實的程度。」最後，還有畢加索的雕塑。在畢加索遺世二萬多件的作品中，油畫素描以外，還有雕塑拼貼陶瓷等藝術創作。今回展出的《男子頭像》，就是畢氏雕塑中的佼佼者，把嘴巴直立的鑲嵌在人形面具的前方，貫徹了畢加索一貫逆反受眾慣性思維的作風。
想當然的是，是次畢加索珍品展的策展形式還是相對四平八穩，讓觀者先看作者生平、再回溯性把作品鑲嵌其中。惟作者生平的陳列字體似是過小、區間之間的畢加索隨筆文字又放置得太高，人頭湧湧之下難免當面錯過。猶幸對應畢加索不同階段的照片，反倒能帶出畢加索的個人魅力──桀驁不馴的少年風貌、老頑童式的晚年生活，都在在折射出不甘雌伏光芒四射的「畢氏定理」－－「當我望着這些依戀的物件，我才明白：我是什麼也反對的人。」
原載於《香港經濟日報》文化版，頁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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