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2年5月，香港電台第二台《思潮作動、文明單位》踏入第6個年頭。作為接棒的第三代主持，馬上便想到要找來節目2006年開張時的元祖級主持梁文道聊聊天。道長是華文世界的「無腳雀仔」，行蹤飄忽，猶幸在四月下旬一次公開講座中相遇。道長當場便爽快答應上節目任嘉賓，可是聊什麼好呢？我說這集不如叫「突然六年便過去」，把你在這六年來穿梭中港的一些經驗和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梁=梁文道 詩=梁偉詩 胡=胡世傑
（筆錄: 許驥 整理: 梁偉詩）
「華人去到邊，香港就去到邊」
胡：過去六年梁文道你不斷穿梭中港，工作陣地開始北移。究竟是什麼原因，令你在六年前就覺得自己不能再為香港文化界，甚至香港再做些什麼呢？事實上，過去六年很多你的觀點依然繼續在香港文化層面、社會上發酵。
梁：我是覺得，現在如果真的要幫香港做些什麼，接受的對象主要在大陸。過去幾年，我向大陸介紹了很多香港作家，闡釋一些香港式看事物方法，用香港思維介入思考。猶記得1997年，首屆特首還沒有產生的時候，我和當時的好拍檔胡恩威一起寫了幾篇文章，給未來的特首候選人。其中的一個建議是，九七後的中港文化交流應該怎麼做的呢？香港應該成立一個香港版的「歌德文化協會」（註：即「歌德學院」或「德國文化中心」）。我們知道「歌德文化協會」在全世界宣揚德國文化，香港應該在大陸搞一個類似的機構，向大陸介紹香港，因為大陸人對香港充滿誤解。另一方面，香港是需要文化輸出的，這是香港文化的出路和幫助香港成長的方法。當然，這些事情政府不會做，也沒有其他人想做。所以，我們幾個人惟有自己去做。
詩：2008年你發表了〈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很多讀者看了百感交集，當中你說香港孕育出你這樣標誌性的文化人的土壤，已經慢慢喪失了。
梁：其實不是的，讀者可能有些誤解，可能是我寫得不好。我的意思是，香港政府的問題當然很大，這和當年可能沒什麼分別。最近談文化局，所有文化政策的討論，過去我已經談了20年，我覺得很累，實在沒力氣再糾纏下去。香港很多機構對文化的不重視，都依然令人失望。但我覺得幸運的是，現在一些香港年輕人比從前更加關心社會、關心政治、關心文化，他們非常積極參與、投入。你別管他們做了什麼說了什麼，這股熱情我們過去是沒有的——這一點的確是進步了。我當年發表〈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其實想要說的是，我希望從我們這一代開始，香港文化人不止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工作，而且是可以行出去，將整個中國當成自己的平台。所以，我們不再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住在香港的文化人」，我們的版圖是可以去到整個華文世界的，不單是大陸，可以去到台灣、新加坡……也就是說「華人去到邊，香港就去到邊」。
香港是一個「課室」
胡：2012年以來，D&G事件、蝗蟲事件、東鐵吃麵事件、餐廳簡體字事件，每件事都挑動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經。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只是大家一時的起哄呢？
梁：我時當在大陸所看到的，反而是另一些觀察。我看到在香港和大陸的交往中，給大陸帶來什麼好處和啟發。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廣東是全中國在傳媒上最大膽的省份——我們知道廣東有烏坎村對不對？為什麼廣東人會這麼勇敢站出來，與政府對着幹呢？多年前我的一個廣州朋友告訴我，小時候他們都是看香港電視劇長大的，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古惑仔在街上被差人查問搜身時，古惑仔夠膽跟差人說：「乜啊，差人大晒啊？！」於是全廣東人都學會了「差人大晒啊？！」這種反抗精神。這幾年開始有自由行，我遇到一些大陸年輕人，說初到香港時，對他們來說是一次「震撼教育」。他們第一次發現，原來一個政府可以這樣好的對待市民。雖然我們知道香港政府對市民是越來越差，這方面我覺得這幾年的香港警察越來越似大陸公安，也不知從何時開始，用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變成一個常規動作。但相比起大陸，香港情況始終比較好，我的很多朋友，在夜深睡夢中突然被消失，幾個月也沒消息，家人又找不到他。又比如說，我自己的經歷是，大陸有人跟我說：「梁文道，你要注意一下，你這麼下去我可以讓你失去一切。」可是，香港政府不會有人來跟我說這些話。
大陸的年輕人到香港來會慢慢發覺，原來街道是可以這麼整齊，人們會排隊，過馬路會睇燈，你問警察他會友善的回答你，在海關辦證服務態度那麼好……於是，他們回去之後對香港是很有好感的，有的人會開始反省自己：原來同是華人，在另一種制度裏面，會有另一種面貌。在這個層面上，我和其他香港朋友看到不同的中港關係是——香港可以改變中國。香港跟大陸真的有很大差異，但這種差異我不會將它歸類為「文明差異」，我會比較傾向是生活方式不同。就好像我十幾年前到外地旅行，經常見到香港人吵得不得了，所有外國人都覺得香港人很討厭。所以，我想，我們不要輕易說中港之間是本質的文明差異。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一定會有個磨合期。這個磨合期究竟有多長多短，我不知道。期間，我們一定會遇到很多我們不大喜歡的人和事。但我想強調的是，香港其實是一個「課室」來的。
知識分子可能變成「國家公敵」
詩：在這個磨合期中會有很多矛盾，香港人很容易將一些「遍地黃金」（隨地便溺）之類的場面，跟大陸自由行聯想在一起。這種非理性的想像，似乎佔據了香港主流媒體和普羅大眾的論述。
梁：我不敢輕易說別人是非理性的，因為我不確定自己到底有多理性，但我會嘗試理解他們，比如說雙非孕婦或許真的搶去了不少本地資源，但這些問題是可以通過技術解決的。我看問題的方式是將問題拆開：大陸遊客帶來的衝擊是一種、大陸孕婦是一種、大陸文化是一種、中共政治勢力的干預又是另外一種…。這幾種之間，我不覺得必然是有內在聯繫的。
胡：你覺得香港人判斷這些衝擊時，能夠做這仔細區分嗎？
梁：我再講一下我在大陸的另一種經驗。大陸有個網站去年列出了200個漢奸，其中最嚴重的100個漢奸，將他們的頭像上綁了個吊繩，意思是呼籲愛國國民吊死他們——我就是其中一個被認為需要被吊死的漢奸。在大陸，很多極左或者毛派的民眾很憎恨我。他們憎恨我的理由是：第一、他們覺得我們整天在大陸講民主、自由、人權，我們這種人背後肯定都有英美勢力支持。同時，因為我是香港人。香港人在大陸做文化工作或者做傳媒人是有「原罪」的。他們覺得香港人是「洋奴」，肯定看不起中國，是殖民餘孽。不知不覺便開始說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彷彿圓明園是我放火燒的。我觀察他們罵我的方法，往往把一些本來不相干的東西混為一談，例如我的香港身份、我的政治主張、我的朋友、我說話的方式。平心而論，我真不認為這些東西可以被硬湊在一起。所以，你說香港很難將我剛才說的四五個面向切割開來。我承認很困難，但正因為它很難，我們才需要做。在我看來，知識分子要做的永遠不是簡單的事情。知識分子要做的。就是準備隨時有人在你的照片上面畫個吊繩，面對有人跟你說「我可以令你失去一切」。我其實已經很幸運，我有的朋友正在坐牢、有的長期被人軟禁…。當你要面對這些事情，你就有可能變成「國家公敵」。
時代對清晰的定義或許不同了
詩：從四月底開始，你那三篇談論共產黨員、地下黨、陳冉等專欄文章開始惹火，還有上周的〈其實不明白〉，導致有些讀者懷疑梁文道「投共」。
梁：過去古人說「蓋棺論定」，但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每篇文章都在「論定」一個人。哪怕我們認識了那個人20年，都會放棄以往基於經驗對他的認知，而用眼前看到的一些東西或說法，立刻便去肯定或者否定他。既然這些東西來這麼快，那就讓他去吧。
詩：在特首選舉後，有人說「黨員治港」的時代馬上要來臨了。這時候你的文章又引起軒然大波，這些過熱的反應，會不會是香港受眾集體恐慌的表現呢？
梁：如果這麼說，我就會覺得很有趣。香港每天有50至70萬持香港身份證的人往來中港，這些人是不是都一起在「出賣香港」？我們是不是也要吊銷那些「廠佬」的身份證呢？我的確一些網上論壇對我寫的文章有意見。坦白講，其實這麼多年來我的政治立場從來沒有改變。早前支聯會在深水埗開六四紀念館，我特地參與揭幕，還呼籲大陸遊客來香港的話，一定要去看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再去寫些大是大非、很簡單的東西，民建聯找人扮群眾反拉布，這是對是錯？當然是錯的。但我是不是要再說一百零一次他們有多壞呢？不是。我覺得應該討論的是，那些被邀來扮眾的人到底是什麼人？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接下來都會繼續再寫。我們要了解建制派是怎樣動員這些人的，需要研究它。還有陳冉，我當然反對她入特首辦。但理由不是因為她進過共青團，而是因為她不是一個有居留權的人，為何要破例用她？很坦白說，不是所有有共青團背景的人我們都可以拒絕，我想香港九成九的大陸留學生都是共青團員。大家或許不知道劉曉波陳光誠都是共青團員，指出共青團員的身份你想說明什麼呢？如果我現在寫的東西，被很多人所不喜的話，我會想可能是我跟不上時代。我從來不覺得我文筆好，但小時候因為喜歡讀胡適的關係，我要求自己起碼要講道理要清晰。但我現在經常被誤會，可見我行文不夠清晰。又或者，這個時代對清晰的定義不同了。我這樣的寫法在大陸、在台灣、在星馬，或者在前幾年的香港，大家都看得明白，但現在讀者覺得我說的不清晰，或者表示香港對於文字的要求已有所改變了。
原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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