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紀念特別多──2009年是個辦紀念會周年慶的熱鬧年頭，包括陸續有來的五四運動9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六四20周年等大日子。據說，光是文學界別的學術研討會已密鑼緊鼓要來個一浪接一浪。本年三月底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哈佛大學東亞系、復旦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的「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即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圈在香港學術界滾動「周年慶」揭開序幕。這次的「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以強調「六十年」，主要是沿用傳統文學史敘述中對近代文學（1840-1918）、現代文學（1919-1949）與當代文學（1949至今）在時段上的劃分。然而，是次「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所積極探尋突破的，卻是「當代文學」所蘊含的巨大歷史力量，其實遠遠超過固有鐵板一塊的「六十年」（1949至2009）文學分期。
點只當代文學咁簡單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現代文學」同樣也是當代文學史書寫中的一個回溯性概念和產物。被稱為「當代文學六十年」中最強戲碼的幾場研討會，「夢幻組合」王德威陳思和黃子平許子東錢理群梁秉鈞陳國球洪子誠趙毅衡陳建華沈雙（按出場序）都分別示範了對於「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學分期和作品的橫向縱向乃至斷裂關係。
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就着去年為浸會大學紅樓夢獎的決選評獎，論述莫言《生死疲勞》與朱天文《巫言》背後的深遠的寫作淵源和延伸譜系，指出兩部重要的當代小說均隱伏着重新思考「小說」在當代為何物的野心。《生死疲勞》不但翻轉當代敘事模式，更延續了魯迅《狂人日記》狂言與失語之間的張力。朱天文《巫言》則在敘寫台灣的歷史脈絡中有着揮之不去的張愛玲胡蘭成風格腔調，這也恰恰使得橫越世紀的「張胡演義」變得豐富多姿。臨時改題的陳思和〈要土地不要暴力──六十年小說話土改〉與王德威所論異曲同工，追溯了《生死疲勞》別具意義之處，在於真正敢於直面發端自二十年代的中國土地改革問題，接續了「土改書寫」在過去幾十年間所歷經的種種實驗和反思，紀錄了土改為農村播下的暴力種籽。鮮見於晚近當代文學作品的「土改主題」，使得《生死疲勞》儼然是現當代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血肉相連欲斷難斷的標誌。
顛覆座標滿地碎片
黃子平〈「新文學大系」與文學史〉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始於趙家璧所編的「良友版」，1935年）前後四冊命途多舛的編纂出版過程，勾勒了「大系」所確立的中國現代文學宏觀敘事原則。其中尤以《大系四》（1949-1976）既溢出「新文學」的範圍又要覆蓋現當代文學的斷裂，情況最為複雜──「當代文學」名目從「新文學」中斷裂而出，並回溯性把「新文學」在1949以前的作品群劃分為「現代文學」。相對《大系》的「新文學」來說「現代文學」其實是「當代文學」的拷貝。而《大系四》所面對的文學地緣政治、作品的收納與排拒，都在在折射出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滿紙難題和滿地碎片。
許子東〈四部當代文學史〉則研讀了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論》、陳思和《當代文學史教程》、陶東風和磊合著《中國新時期文學三十年》和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考察當代文學史書寫實踐的不同面向。洪著的結構主要以時段為主軸，再以題材、文類、現象排章節。陳著卻是全書順時序但不分時段，以1949年以來的各種文學文化現象作章節標題，順時序敘述。其中最明顯的評論分歧在於對「十七年」（1949-1976）文學的評價和研究，尤其對於五十年代的文學的缺乏共識，使得「當代文學是怎麼來的」成為難以言說的一章。相比起陶著顧著大部分篇幅都聚焦於學科最新動向，洪著陳著穩然奠定全方位書寫當代文學史的學術水準。
上述的四篇論文所以成為「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的開場大戲，其特殊的意義在於甫在研討會的開首，即要為「當代文學」顛覆歷史座標、展示其歷史碎片與晚近學科以至文學史書寫的困難。當莘莘學子彷彿相當客觀地，記住了當代文學的分段時期和認識其重要作品的時候，從莫言《生死疲勞》與朱天文《巫言》如何接續現代文學餘緒，並延續了某個超越半世紀的文學主題；這才如醍醐灌頂般明白到「當代文學」其實「點只『當代文學』咁簡單」之時，黃子平許子東的研究又再把「當代文學」的先天局限提出。「當代文學」較諸古典文學更難於處理的正正因為當中涉及太多知識精英、國家機器、教育制度及印刷資本主義的複雜互動。更關鍵的是，「當代文學」還是處於「現在進行式」，使得一方面作為學院教材的「當代文學史」可以專精嚴謹滴水不進，一方面近年寫就的「當代文學史」專著卻竟讓大賣「下半身寫作」的木子美獨佔五頁之多。「當代文學」概念與困難可見一斑。
傳統現代錯綜複雜
之後的幾場研討會開始進入「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部分。錢理群〈1949年以後的沈從文〉把「現代文學」代表作家沈從文的故事，在「當代文學」時段繼續講下去。一般讀者對中後期的沈從文都有點似是而非的看法，錢文卻破格研究了沈從文在1949年自殺獲救後、如何接受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心路歷程，血肉豐滿地再現了殘酷時代變遷對於一代知識份子錯綜複雜的改變，遠非把沈從文停留在《邊城》印象的讀者可以想像得到。陳國球〈緣情綺靡與發憤抒情：抒情精神與香港文學〉論述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緣」一詞蘊含真實而虛幻的韻味，由此映照出中國抒情文學作品一直有着嫻靜詩歌和激昂屈原的兩面性。這些抒情傳統在寫作跨越現當代和中港地域的徐遲和陳殘雲身上，卻充分體現出放逐感傷和慷慨悲歌的現代性。洪子誠〈《組織部》裏的當代文學問題──一個短篇的閱讀筆記〉敘寫了從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當代解讀及發表後的遭遇，折射了五六十年代潛在的「組織文學生產」制度的建立、及八九十年代這種文學高度組織化的潰散和解體。
談現當代文學自然少不了「祖師奶奶」張愛玲的聲音。陳建華〈張愛玲「晚期風格」初探〉和沈雙〈張愛玲晚期英文小說〉為論文發表部分的壓卷之作。陳建華直接指出對於「現代作家」張愛玲來說，假如1976年寫就的《小團圓》在當時出版面世的話，將直接打擊皇冠出版社三十年所打造的「張愛玲奇蹟」。張愛玲深受歐洲現代主義影響，同時又不斷自我書寫自己的過去。張愛玲甚至自謂自己游移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一直找不到安穩而亟需回到祖父母那裡去。這個游移在現實與超現實的張愛玲與驚人地世故的張愛玲，究竟該如何閱讀和理解，恐怕也非薩依德所提出的「晚期風格」可以圓滿解說過去。沈雙即緊接着討論中國作家的「晚期風格」與薩依德所論的確有差距，而張愛玲晚期的寫作更多以英語寫就，包括因為電影而聲名大噪的《色戒》。因此談論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大概亦需要把雙語元素及英語文學世界的寫作傳統考慮進去。
這樣看來，雖云「當代文學六十年」，未完成的「當代文學」背後所隱伏的深厚文學文化資源，及其不輟書寫不斷發表出土的強韌生命力；使得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閱讀和評價已不純粹是一種讀後的回應，而是投身到「當代文學」學科規劃和建構的堅實力量。當然，對於曾經參與1985年「尋根文學」杭州會議的批評家，自然免不了把當年「尋根」浪潮捲起即與作家及同行（在會議中）共同探索前瞻視為「研討會的理想模式」。然而，相對於不少把當代文學作品都閱讀和研究成「性別種族階級的註腳」的集體症候，今回「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所積極從文學史寫作、五十年代、歷史與政治、文本作家批評的不同切入點來重新思考「當代文學」，再加上中港台男女作家的圓桌聲音，那還是相當全方位地展示「當代文學」的深度和厚度──「點只『當代文學』咁簡單」。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頁31。
點只當代文學咁簡單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現代文學」同樣也是當代文學史書寫中的一個回溯性概念和產物。被稱為「當代文學六十年」中最強戲碼的幾場研討會，「夢幻組合」王德威陳思和黃子平許子東錢理群梁秉鈞陳國球洪子誠趙毅衡陳建華沈雙（按出場序）都分別示範了對於「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學分期和作品的橫向縱向乃至斷裂關係。
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就着去年為浸會大學紅樓夢獎的決選評獎，論述莫言《生死疲勞》與朱天文《巫言》背後的深遠的寫作淵源和延伸譜系，指出兩部重要的當代小說均隱伏着重新思考「小說」在當代為何物的野心。《生死疲勞》不但翻轉當代敘事模式，更延續了魯迅《狂人日記》狂言與失語之間的張力。朱天文《巫言》則在敘寫台灣的歷史脈絡中有着揮之不去的張愛玲胡蘭成風格腔調，這也恰恰使得橫越世紀的「張胡演義」變得豐富多姿。臨時改題的陳思和〈要土地不要暴力──六十年小說話土改〉與王德威所論異曲同工，追溯了《生死疲勞》別具意義之處，在於真正敢於直面發端自二十年代的中國土地改革問題，接續了「土改書寫」在過去幾十年間所歷經的種種實驗和反思，紀錄了土改為農村播下的暴力種籽。鮮見於晚近當代文學作品的「土改主題」，使得《生死疲勞》儼然是現當代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血肉相連欲斷難斷的標誌。
顛覆座標滿地碎片
黃子平〈「新文學大系」與文學史〉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始於趙家璧所編的「良友版」，1935年）前後四冊命途多舛的編纂出版過程，勾勒了「大系」所確立的中國現代文學宏觀敘事原則。其中尤以《大系四》（1949-1976）既溢出「新文學」的範圍又要覆蓋現當代文學的斷裂，情況最為複雜──「當代文學」名目從「新文學」中斷裂而出，並回溯性把「新文學」在1949以前的作品群劃分為「現代文學」。相對《大系》的「新文學」來說「現代文學」其實是「當代文學」的拷貝。而《大系四》所面對的文學地緣政治、作品的收納與排拒，都在在折射出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滿紙難題和滿地碎片。
許子東〈四部當代文學史〉則研讀了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論》、陳思和《當代文學史教程》、陶東風和磊合著《中國新時期文學三十年》和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考察當代文學史書寫實踐的不同面向。洪著的結構主要以時段為主軸，再以題材、文類、現象排章節。陳著卻是全書順時序但不分時段，以1949年以來的各種文學文化現象作章節標題，順時序敘述。其中最明顯的評論分歧在於對「十七年」（1949-1976）文學的評價和研究，尤其對於五十年代的文學的缺乏共識，使得「當代文學是怎麼來的」成為難以言說的一章。相比起陶著顧著大部分篇幅都聚焦於學科最新動向，洪著陳著穩然奠定全方位書寫當代文學史的學術水準。
上述的四篇論文所以成為「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的開場大戲，其特殊的意義在於甫在研討會的開首，即要為「當代文學」顛覆歷史座標、展示其歷史碎片與晚近學科以至文學史書寫的困難。當莘莘學子彷彿相當客觀地，記住了當代文學的分段時期和認識其重要作品的時候，從莫言《生死疲勞》與朱天文《巫言》如何接續現代文學餘緒，並延續了某個超越半世紀的文學主題；這才如醍醐灌頂般明白到「當代文學」其實「點只『當代文學』咁簡單」之時，黃子平許子東的研究又再把「當代文學」的先天局限提出。「當代文學」較諸古典文學更難於處理的正正因為當中涉及太多知識精英、國家機器、教育制度及印刷資本主義的複雜互動。更關鍵的是，「當代文學」還是處於「現在進行式」，使得一方面作為學院教材的「當代文學史」可以專精嚴謹滴水不進，一方面近年寫就的「當代文學史」專著卻竟讓大賣「下半身寫作」的木子美獨佔五頁之多。「當代文學」概念與困難可見一斑。
傳統現代錯綜複雜
之後的幾場研討會開始進入「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部分。錢理群〈1949年以後的沈從文〉把「現代文學」代表作家沈從文的故事，在「當代文學」時段繼續講下去。一般讀者對中後期的沈從文都有點似是而非的看法，錢文卻破格研究了沈從文在1949年自殺獲救後、如何接受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心路歷程，血肉豐滿地再現了殘酷時代變遷對於一代知識份子錯綜複雜的改變，遠非把沈從文停留在《邊城》印象的讀者可以想像得到。陳國球〈緣情綺靡與發憤抒情：抒情精神與香港文學〉論述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緣」一詞蘊含真實而虛幻的韻味，由此映照出中國抒情文學作品一直有着嫻靜詩歌和激昂屈原的兩面性。這些抒情傳統在寫作跨越現當代和中港地域的徐遲和陳殘雲身上，卻充分體現出放逐感傷和慷慨悲歌的現代性。洪子誠〈《組織部》裏的當代文學問題──一個短篇的閱讀筆記〉敘寫了從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當代解讀及發表後的遭遇，折射了五六十年代潛在的「組織文學生產」制度的建立、及八九十年代這種文學高度組織化的潰散和解體。
談現當代文學自然少不了「祖師奶奶」張愛玲的聲音。陳建華〈張愛玲「晚期風格」初探〉和沈雙〈張愛玲晚期英文小說〉為論文發表部分的壓卷之作。陳建華直接指出對於「現代作家」張愛玲來說，假如1976年寫就的《小團圓》在當時出版面世的話，將直接打擊皇冠出版社三十年所打造的「張愛玲奇蹟」。張愛玲深受歐洲現代主義影響，同時又不斷自我書寫自己的過去。張愛玲甚至自謂自己游移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一直找不到安穩而亟需回到祖父母那裡去。這個游移在現實與超現實的張愛玲與驚人地世故的張愛玲，究竟該如何閱讀和理解，恐怕也非薩依德所提出的「晚期風格」可以圓滿解說過去。沈雙即緊接着討論中國作家的「晚期風格」與薩依德所論的確有差距，而張愛玲晚期的寫作更多以英語寫就，包括因為電影而聲名大噪的《色戒》。因此談論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大概亦需要把雙語元素及英語文學世界的寫作傳統考慮進去。
這樣看來，雖云「當代文學六十年」，未完成的「當代文學」背後所隱伏的深厚文學文化資源，及其不輟書寫不斷發表出土的強韌生命力；使得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閱讀和評價已不純粹是一種讀後的回應，而是投身到「當代文學」學科規劃和建構的堅實力量。當然，對於曾經參與1985年「尋根文學」杭州會議的批評家，自然免不了把當年「尋根」浪潮捲起即與作家及同行（在會議中）共同探索前瞻視為「研討會的理想模式」。然而，相對於不少把當代文學作品都閱讀和研究成「性別種族階級的註腳」的集體症候，今回「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所積極從文學史寫作、五十年代、歷史與政治、文本作家批評的不同切入點來重新思考「當代文學」，再加上中港台男女作家的圓桌聲音，那還是相當全方位地展示「當代文學」的深度和厚度──「點只『當代文學』咁簡單」。
原載於《信報》文化版，頁31。
本文於信報紙面出街版，出現嚴重排版錯誤。將本文一句"鮮見於晚近當代文學", 誤刪為"鮮文學"，中間突然漏字。另＂奇蹟＂亦誤植為＂奇迹＂，未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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