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9日星期一

我的回憶不是我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2010.11.28)












有理由相信,進念對中西交流、陌生人在異地的一類crossover課題特別感興趣。順手拈來,就有2008年香港新視野藝術節的《上帝來到中國》和香港藝術節《西遊荒山淚》。《上帝來到中國》以歷史系教授授課口吻和架勢,講述傳教士在中華帝國崩盤前的各種社會活動和思想傳播,《上帝來到中國》中照本宣科的「課堂」形式,在劇場表演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同年《西遊荒山淚》採取較為軟性的表現手法,把全劇主題化為一個中國人(京劇大師程硯秋),在三十年代種種西方現代空間之間的轉換。進念並特別在《西遊荒山淚》正式公演前,於香港富有130年歷史的伯大尼修院小教堂內,舉行紀念程硯秋逝世五十周年的清唱會,體驗程氏在異地另一種空間的演唱感受。2010年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大有汲取前事得失的意思,重新思考如何表現一個「他者在異鄉」的故事。

進念所要處理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的隱性文本是多元而複雜的。除了史景遷的原著小說《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所談的利瑪竇故事,還有利瑪竇本人在《西國記法》中,向我們展現的一組組「老大中國」形象。當然,也少不了聖經作為利瑪竇信仰信念支柱的重要經文片語。誠然,《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的文本複雜性,其實還是遠低於大歷史話劇《萬曆十五年》,《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真正的野心和考驗,自是其銳意圓融各種表現元素──歌劇、木偶戲、視覺投影、教堂空間音效等──而又具有故事性和表演性的一次契合。

進念在《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巨型傳單上已印上「武」、「要」、「利」、「好」四個大字。這就是利瑪竇來華後的記憶法要旨,並載於他所寫的《西國記法》,利瑪竇通過他的一套獨特記憶法,記載了他在華所看到的幾個角落的光景,結合空間和心像來辨認中國文字。順理成章,在九龍聖依納爵小堂上演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劇場演出,也強調了空間和心像兩項重要元素,夾雜了利瑪竇的航海歷程、心理掙扎和他在《西國記法》中展示過的多幅版畫;至於利瑪竇與中國人的交集的場面,則多以木偶充當中華百姓,造就「他者」與「異族」交流對碰、面面相覻的奇異畫面。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把史景遷的同名小說,改編為七幕歌劇,連序幕終章前後共九幕。《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每幕均以圖像或某特定場景為敘事核心,如序幕由一眾木偶所扮演的小孩,從觀眾席奔跑到教堂前圍攏利瑪竇講述前塵;第一章的「第一個記憶形象」則在聖依納爵小堂的十字架旁投影了一個大大的「武」字,意味着要從人類漫長的鬥爭啟發出「傳教」、「宣道」的越洋行動。有趣的是,男低音田浩江(飾演利瑪竇)的唱辭中,卻在在描繪出歐洲各國互相攻伐和掠奪殖民地的事蹟。這使令人不禁大感疑惑,「傳教」、「宣道」的越洋行動,究竟又是不是殖民的另一種形式?

明顯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無意探尋宣教與殖民的微妙關係,《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的心思在所,其實是在教堂實地,將劇場表演形式與具耶穌會宗教意味的儀式性空間融為一體。在這一點上,《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在第二幕的敘述上漸入佳境,乾脆投影了利瑪竇《西國記法》中「使徒在波濤中掙扎」的版畫圖片,同時也出現了儼如「聖母」形象的電腦模擬頭像,並以「電腦化聲音」說出安慰利瑪竇的話。這部份的操作,非常獨特地考慮到聖依納爵小堂聖壇壁上掛着耶穌受難的十字架,把版畫圖片則全然投影覆蓋到十字架,儼然是「使徒掙扎但耶穌卻在他們當中」的意思。至於「聖母」發話的模擬大頭像置於十字架左側,「聖母」在耶穌像前向利瑪竇作出訓示,也加強了「聖母」教誨的力量。

當然,的確有觀眾較難接受「聖母之音」變成「電腦化聲音」。然而,從《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的佈局觀之,它所要顧及的元素的確蕪雜多樣。令人期待的,還有擅長電子音樂的許敖山在聖堂的現場演奏,日本的形體表演者川口隆夫串演奴隸、印度侍從、穆斯林官員和乞丐。不過,我倒以為來自台北的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的「木偶場口」,每每營造出巨大的感染力。包括第三幕由木偶飾演的回回女子高鼻深目,大有異國情調;第五幕利瑪竇覲見中國皇帝,木偶侍從如螻蟻簇擁而上要他跪在大殿候旨;還有第七幕講述「索多瑪的人們」,由木偶演活妓男妓女滿街的鬼蜮氣息。這一系列的場面,都讓木偶這種相對靜態的「演員」,壓抑化為一眾黑暗喧鬧場面,不但吻合了在真實聖壇前的演出氣氛,也把晚期中華帝國的窒息感釋放到觀眾席上,似乎可以體現得到利瑪竇置身其中的迷惘和無力。

作爲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的演出,《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的引人入勝之處,恰恰便是其實空間(聖依納爵小堂聖壇)和心像(利瑪竇的故事)的融合。當然,《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在劇場表現技法上紛繁多變,相對而言就是內容上的難免單一,利瑪竇多番的矛盾掙扎,往往很快被「畫外音」(即「電腦化聲音」)所安慰安撫;聖依納爵小堂聖壇上的投影,也出現了不少東方主義式的漢字堆疊。《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所抽繹的文本內容也點到即止,如「武」、「要」、「利」、「好」四個大字所以出現於利瑪竇所寫的《西國記法》,主要源於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西北角,有一個農夫正在拿著鐮刀在割稻,那是「利」。西南角,一個女人抱著一個孩子在戲耍,那是「好」。──可是演出中只是把點出了幾個大字,未能將之更深刻和具體地連繫到利瑪竇的記憶法。

說穿了,所謂「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其實是把利瑪竇快速學習中國文字的一套獨特方法作為隱喻,「漢文字──>所指」被演繹為「利氏版畫文字──>利瑪竇故事」和「利氏故事──>實驗教堂劇場」。或許連逝世400年的利瑪竇,也竊笑我的回憶不是我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也就是(進念如何閱讀和再現)中西交流、「他者在異鄉」的一次奇妙註腳。

原載於《文匯報》藝粹版,頁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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