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耀明＋梁國雄＋鄧小樺」這個夢幻組合，會令人想起什麼？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壞孩子」聚首一堂，彷彿是件又刺激又危險的玩意──他們當中有人開開吓演唱失驚無神COME-OUT、佔領政總時唱SHALL WE TALK諫特首，有人在議事堂掟蕉、官方典禮中抬黑色紙棺材贈慶，也有人右手寫詩左手搞社運、呢頭在皇后碼頭開完讀書會嗰頭俾警察抬走…。
最壞時代的政治與藝術
黃耀明、梁國雄、鄧小樺三位跨界又敢言的講者，九月底應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創系典禮之邀，談時勢談書寫創作談城市欲望。座談會兩位主持，是與黃耀明識於微時的文潔華周耀輝，從「好孩子」園地突破時刻走到傳說中的末日前夕，「最壞的時代」打開了大家的話匣子。黃耀明說「壞孩子」在藝文世界總是一種誘惑，當外間認為達明演唱會很政治很出位很有法西斯美學，他卻不以為然：
「藝術家給大家的印象是政治技巧很差，自我中心之餘又生活得一塌胡塗；政治家又往往認為政治很重要。然而，我一直認為藝術會令生命更有色彩，原來政治也很重視藝術形式，例如共產黨、納粹黨、北韓政權都會願意花很多資源在文宣部、演出阿里郎。有時藝術家和政治家會兼有彼此的特質，甚至有互通之處。我從事的工作節奏很急促，好像不太有利於創作，其實創作會因條件限制而萌生更精彩的東西。例如能在140字微博中寫得有聲有色，也是一種成功呀，創作不一定要成為經典才有價值。就像我所做的也不會是貝多芬、巴哈，也不如BEALTES，可是社會需要TIMELY、有趣的東西刺激我們。我也不覺得自己好壞呀。」
哄堂大笑中，先後破格發起《字花》和「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的鄧小樺，馬上想到人文學科出身的朋友，通常會有「江山不幸詩家幸」的想法，意味着「最壞的時代」可能會催生出精妙的創作。當代現實卻是權力每每利用、收編藝術家，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
like完就算與政治娛樂化
「文學藝術本身就有一種批判性，是從社會現實走出來的一種創作和品味。藝術創作者的判斷和良知，又會有意無意受到挑戰。如一名優秀平面設計師可以為小圈子選舉中的特首候選人，設計出很創新很出色的宣傳品，可是小圈子選舉卻是不義的。這樣，藝術便彷彿替政治做着一件危險的事。現在又是藝文創作上最廉價的時代。在Facebook、Xanga等網絡平台可以隨時發表，大家拼命like，實情是，很多時候根本無人真正關心和欣賞任何事，like完就算。」 FB被LIKE率超高的鄧小樺如是說。
說到like，與政治關係最深又最惹火的長毛梁國雄，這時剛從反新界東北被規劃活動中趕到，便被明哥問及站在社運舞台上，有否如同藝人在台上獻唱一樣，感到置身群眾當中的快感。長毛回應當代社會把很多東西變成消費，人也只能「我消費故我在」，社會整體根本不用反思人的價值，連政治也通通娛樂化：
「很多人從很多社會議題和社運場面榨取快感和滿足，事實是我在街頭風風火火撒溪錢，站得很高、得到群眾簇擁與歡呼，當然會有快感。但我們不要忘記，劉曉波現在還在牢獄中，你慢慢會知道在政治上，一剎那的快感是不真實、虛榮的。我第一次認識黃耀明，就是當年聯署要求有關當局釋放劉山青，令我覺得藝人也可以很關心政治。相反來說，政治絕對絕對不能干預藝術，就像我現在拿槍指着黃耀明，逼他唱歌或強制要他創作一些什麼出來，與他心甘情願去發揮創意，肯定是兩回事。因此，世上只有藝術所追求的真、善、美，才有永恆的價值。」
我一直懷疑，表面上習慣安份、崇尚循規蹈距的社會大眾，骨子裡都迷戀着「壞孩子」。因為「壞孩子」不按理出牌、不斷挑戰成規撞擊社會的無形邊界，匪夷所思的世界可以在「壞孩子」身上無限延宕。於是流行歌手「竟然」不顧身世反國教、尊貴的議員在就任宣誓時玩斷句「效忠人民」而非共和國、熟讀夏宇詩作的香港才女多次瞓街抗爭。就是因為跨界、膽識和創意，我們的世界才多元而美麗，才不是平鋪直敘過度潔癖。這也是浸大人文及創作系的精神──「為什麼不可以？」──我們期待更多的「壞孩子」，正如我們想要抬頭望見星空。
原載於《香港經濟日報》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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