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十二)：悼念巨星與製造明星
詩：如何悼念巨星
2013年，我對哥哥思念期提早一個月來臨。為着參與《陽光時務》（vol.48）「張國榮紀念專輯」、準備我在電台四月一日播出的文化節目，差不多整個三月份，都沉緬在一種情緒低氣壓。完成錄音那一天，突然有一刻虛脫的感覺，彷彿耗盡了「感情力」。慢慢地，我開始看着種種關於哥哥的悼念文章和活動，句句自小倒背如流的歌詞，點點滴滴如同動畫版《清明上河圖》，在眼前流動。
有人說，所謂悼念哥哥，意味着哥哥繼續被消費。假哥哥之名進行的一切，倒也多如繁星。紛亂中我看到的，是言說的貧乏。三月下旬，港樂的《光影留音張國榮》原是相當別出心裁的設計──選取《阿飛正傳》《霸王別姬》《東邪西毒》《春光乍洩》的精采片段，配以管弦樂團的現場演奏，再現經典。其中中國吹管演奏家吳彤獨奏部分蕩人心魄，把《東邪西毒》配上〈立春〉〈夏至〉〈驚蟄〉三部分樂章，薰染得電影中黃沙萬里、長髮披面的鏡頭，跌宕有致。可是，整個《光影》騷最致命的是司儀，明顯不熟悉哥哥兼滿手貓紙講「爛gag」，場面降格如商場「一元拍賣」。原可以投影文字簡單解決的過場，「gag王」硬上弓，真教哥迷情何以堪。
另一個令人引頸以待的紀念騷，自然是橫跨3月31日到4月1日的《繼續寵愛‧十年‧音樂會》。《繼續寵愛》由香港群星致敬獻唱、電子傳媒即場轉播錄播，較諸年底的流行音樂頒獎禮更星光熠熠。Rundown尤其刻意把張國榮的歌曲按發表時間由近至遠獻唱，從黃耀明唱〈玻璃之情〉到張學友唱〈一片痴〉，觀眾其實已由2003年的玻璃破碎墮地，走回1983年存在心裡的一片痴。《繼續寵愛》中，無論表演者唱得多好或多壞，愈是鐵證如山，哥哥再也不會回來了。令人更困惑的，竟是大部分觀眾聽眾都對〈玻璃之情〉〈這麼近那麼遠〉〈大熱〉〈我〉〈紅〉〈如果你知我苦衷〉〈由零開始〉等旋律出自哥哥手筆一無所知。2013年4月1日凌晨，臉書上忽然大量出現「我真係後知後覺」的搥胸之辭。
我想，即便同是悼念巨星，有了解、欣賞，也有純粹懷舊、湊熱鬧，甚至跑數。在天上的哥哥，看到這些紅塵中人忙着趕場摺紙鶴，一定像何寶榮的那樣壞壞的笑了。
珏：從政治工具中拯救音樂
碼頭工運火熱，工友多年來的辛酸感動全城，市民開始了解這個在海邊的黑暗帝國，八方聲援。週日數千人參與遊行，我落在移民家務外傭組成的紅頭巾隊伍之中，無他，皆因正能量。儘管平日剝削她們的都是香港僱主，與碼頭工友又素昧平生，卻又出錢出力支持罷工。全程高歌奏樂，還把「加人工」代替「Jingle Bell」唱出來，很好玩。星期日嘛，本就是她們重獲自由的日子，音樂於來港外傭而言，是文化娛樂，也是自由解放。
台灣文化人張鐵志於2010年的著作《時代的噪音：從Dylan到U2的抗議之聲》裡談到工運歌手 Joe Hill，現為聲援工運，整理原文後再次放上網絡。Joe Hill於二十世紀初從瑞典到美國打工，平日幹粗活的他本身熱愛藝術，會繪畫寫歌。加入激進工運組織「世界工業勞工」(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後成為運動的活躍份子，創作大量關於勞動者苦况的卡通與音樂。世界工業勞工到現在仍主張用藝文作品團結工人，或許就是從那時創立的文化。Joe Hill 1915年死於冤案，多數人意識到這是痛恨工會的政府卑劣手段。後來作家Alfred Hayes寫了經典詩作《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輾轉成為美國左翼運動必唱的金曲《Joe Hill》。當中尤以民搖歌手Joan Baez的演唱版本最為經典：首次受注目是在1969年胡士托，相隔42年後，她於佔領華爾街再唱此曲，實在百般滋味。
我們常聽到批評說音樂不可以為政治服務，或有音樂人說自己討厭政治，其實不難理解。音樂與歌曲本是生活一部份，一種藝術語言，生活得如何，關心的是何事，自自然然創作也必如何。廣播的中介出現，音樂能夠成為流行文化商品，這個藝術語言為了商業運作而變質。香港是個相當極端的例子：只有兩個免費電視台，三個電台，我們能接收的音樂都被這狹窄的廣播頻譜牢牢抓住。常說，如果我們聽到的都是經別人篩選過的，那我們以為自己喜歡的音樂真的是自己喜歡的嗎？
香港的流行歌曲，絕大部份都有很強的政治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去政治化，粉飾太平。歌曲不談生活，或只談某種生活，政治意向不是再明顯不過嗎？這個刻意不談甚麼，不唱甚麼，就是個政治表態，就是說不想得罪權貴，得失既得利益者。當音樂人說明他們不談政治或不喜歡政治，千萬別說他們幼稚不懂事。
詩珏失調：
梁偉詩－流行歌詞分析員、文化評論人、香港電台《思潮作動、文明單位》主持
黃津珏－獨立音樂人、文化監察成員、Hidden Agenda搞手
原載於《陽光時務周刊》第49-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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