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拙文〈告別奇情擁抱庸俗〉在本欄談到春天版《珍珠衫》若干港式改編的問題。言不盡意。其實春天版《珍珠衫》最讓「三言」讀者不安的，並非種種借古諷今、一語相關的「現代化」處理；真正令人起雞皮疙瘩的乃是《珍珠衫》無視於馮夢龍「講述普通人故事」的精神，轉而把原著〈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三巧和陳商這對傳統意義上的「姦夫淫婦」美化為相逢恨晚的「才子佳人」──二人不但在相處短短七天中詩文唱酬，更分別擁有與眾不同的名字──秀外慧中的「秀娘」和出自「山上丘峰笑俗流」（《珍珠衫》唱辭）的「丘峰」。秀丘二人彷彿以一對脫俗璧人的姿態出現，相反《珍珠衫》中的蔣興卻不過是個眼中只有銅鈿的典型市儈佬。明顯地，當《珍珠衫》的整套思維依然停留在「落難公子中狀元、私訂終身後花園」的民間傳奇模式，《珍珠衫》的改編更不得不向「如何使得觀眾認同故事中的『姦夫淫婦』」嚴重傾斜。然而，當《珍珠衫》愈是極力鋪陳「才子佳人」如何值得觀眾同情和成全，便愈是暴露出《珍珠衫》對於馮夢龍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誤讀。
馮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所以是中國文學史上繞不過去的一頁，不僅僅因為馮夢龍的編纂為白話通俗文學奠定「言情」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三言」藉普通人的「奇情」、「真情」盛載了宋明以來的市民意識、市民價值。宋明的都市興起在通俗文學的發展中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所謂「市民意識」是指「我」作為都市中的「個人」的一種身份自覺。馮夢龍（生於明萬曆二年、卒於清順始三年）所處身的明末更是市民意識發展得相當鼎盛的時期，「三言」書目中的「喻世」、「警世」、「醒世」同樣指向這個世代、這個世界。有別於唐傳奇式的精英沙龍文學，以「三言」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向同時代人敞開，認為「三言」中的動人故事、道理不應只給精英儒士知道，普羅大眾也是小說的讀者，故此「三言」所要實現的是一套「向普通人講普通人故事」的通俗價值。另一方面，「言情」的發展與「個人」的理念密切相關──言情小說能夠登堂入室呈現日常生活中「個人」的種種感受和處境。參考西方浪漫主義便是源於反思現代社會理性化、規劃、限制「個人」，浪漫主義者不追求和平與穩定，反而追求有朝氣有個性的個人生活。因此，對於「情」的表揚乃是對於傳統社會理性、成規的反思之下所展示的開放性。
在通俗文學的創作和收集整理上，馮夢龍深受李卓吾影響。李卓吾《童心說》率先提倡「真」、即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並指向作者從心抒發的體現；在小說批評的範疇，李卓吾更擴大到人的真情、人情世態的「真」。承先啟後，馮夢龍特別強調真情價值，在《序山歌》中就大膽指出「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後來「三言」的編纂更積極考掘普通人的真情實感，經典之作莫如〈賣油郎獨佔花魁〉。〈賣油郎〉講述地位低賤的賣油郎秦重在寺廟偶遇花魁娘子莘瑤琴，從此死慳死抵但求蓄滿十兩之資與瑤琴消磨一宵。沒料到「幫襯」之日瑤琴醉酒嘔吐，賣油郎因傾慕瑤琴而竟夜侍候。瑤琴閱人無數、深知真情難得，經一番周折後自行贖身嫁予賣油郎。故事中以「有足夠金錢即可『幫襯』」的都市金錢觀，鬆動了傳統以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森嚴社會階級──不管是賣油郎還是小夥計都有獨立的人格和身份來追求花魁。特別是故事着墨於賣油郎思忖如何攢錢「幫襯」、瑤琴主動向賣油郎明言「我要嫁你」，均是出於「我要這樣做」的願望和決心，而非這是否「於禮不合」的考量。
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書中，曾經指出晚清小說前所未有的實驗和創新開啟了中國文學現代性，及至五四時期卻視之為傳統小說餘緒而棄如敝屣。這明顯抹煞了晚清小說的價值和多元的特質，故此提出了「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追問。同理，當春天版《珍珠衫》自以為「先鋒地」通過貶低蔣興為市儈商人、高揚丘峰和秀娘這雙「清清白白」的金童玉女，才能為「姦夫淫婦」的不義之名開脫之時，真正落伍封建作繭自縛的反倒是2007年春天版《珍珠衫》。春天當面錯過或壓抑掉的更恰恰是──只要是真情就值得成全的「三言」先鋒精神，哪怕蔣興哥、三巧和陳商都是再普通不過的普通人。正如馮夢龍認為不管寫奇幻（〈崔待詔生死寃家〉）抑或寫市井（〈賣油郎獨佔花魁〉）、寫妓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還是寫妖精（〈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只要寫出真情就能使天地動容，毫不遜於正典正史。
出處：2007.12.29《信報》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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