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新域劇團「劇場裡的臥虎藏龍──一齊出手劇本創作計劃」的《中途轉車》，今年終於在舞台搬演。《中途轉車》嘗試圍繞火車場景敷演一段長約一小時的「困獸鬥」，從而折射種種個人以至社會的荒誕處境。其實「火車」場景在劇場中並非一種新鮮的處理，「火車」在戲劇中往往串演類近於「異質空間」的空間角色，使得人物可以抽離於日常身份和生活的相遇，容許發生常情常理中鮮會出現的對話和情節。
張愛玲的重要作品《封鎖》就是選取了被日軍侵佔的上海、在一段「封鎖」的管制時段，電車上被困的一男一女各自開展對對方的愛情憧憬。於是在切斷了的一小段時空中「整個的上海打了一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而在強調「笑容免費」的麥當勞化社會，職場工奴往往就只有處身交通工具的瞬間才可得到一小段逃逸於生活網絡的時空，稍作喘息。朱天心《第凡內早餐》對於「火車」空間和身份（逃逸）之間的關係就有着深刻的描寫，或者有助於進一步拆解「火車」元素的獨特之處：
「電車上看到的日本上班女性，有時即使有空位也不坐，而只靜靜的面窗不言不笑的凝立著．．．日本的職場女性，由於一整天得對客戶、對公司裏的男性同事和上司殷殷笑語不停，便下班後寧可面壁以放任自己一張厭煩疲累垮掉的臉，也不要因面人坐著又必須對即使是陌生同車人又忍不住得重新掛上的謙沖婉約的面具。」
因此「交通工具」一類的疏隔時空一直是創作人所喜愛的藝術場景。去年香港藝術節的重頭戲之一《不期而遇的男人》（Unexpected Man），就是通過鍾景輝演出的老作家、鄧萃雯所演的女書迷在火車上相遇，藉此製造種種計算和衝突，並細緻刻劃出人物心理的另一個面向。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脫胎自《等待果陀》的高行健早期作品《車站》同樣是藉着一群車站候車客的對話，揭示在四面八方的汽車奔馳聲越益逼近、夾雜著各種車輛的喇叭聲的同時，人彷彿就白等了半輩子或許是一輩子的荒謬感。
然而，《中途轉車》所描寫一列因機件故障而停下來的火車中兩名陌生女子的動靜，究竟又有何所指？有說香港人的特色是最恐懼同一時間只做一件事情，而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敘述時間中，我們只見到兩名近乎於躁狂「港女」形象的女子無可選擇被困於停駛的火車上。精明的女子甲乘機向女子乙兜售五百港元一雙的「超舒服拖鞋」，女子乙不耐煩女子甲的不瞅不睬而千方百計把對方正在看的書藏起來。結果展現在觀眾眼前，就是她們不停在火車上跳來跳去、吵吵鬧鬧、言不及義。劇中甚至出現了如同《封鎖》的隱喻，她們在吵鬧不休之後「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夢見自己終於逃離了侷促的車廂，並且置身於陽光海灘的幸福情景。即使如此，陽光的瞬間亦無法掩蓋空洞、翳悶的困鎖；儼如行為藝術，我們對她們只想盡快到達終站然後各走各路感同身受。到底我們走不走？她們誰先下車？皆是「困獸鬥」挑戰之下逼迫我們與她們需要作出的選擇。
出處：2007.5.26《信報》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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